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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二科第十一病室(5)


外二科第十一病室(5)

        5.贾云龙一家人

        49床的贾云龙是五峰湾潭一所小学的语文老师。27岁,高高的、瘦瘦的、长得还是挺精神的。他有一件印有大洋摩托字样的夹克服,这大概就是他曾经的爱骑。他就是骑着那辆大洋摩托在走访学生家长的路上出的车祸。他摔得很厉害,他的妹妹后怕的说:“脑浆都摔出来了,都说没命了。”出事之后,五峰的医生有些束手无策,还是贾云龙的干爹提醒,才下定决心,当机立断,长驱大半天,从五峰的深山里面赶到这里,这才救了这个年轻教师一命。

        因为手术,贾云龙的面部从头顶一直到鼻梁,斜斜的爬着一道长长的可怕的疤痕,就像一条扭动着的蜈蚣。他的脑浆都摔出来了,应该是颅内受伤。他脖子上的伤痕证明他曾经被切开气管。他是11病室入院时间最长的病人,已经一个多月过去,除夕夜也就在医院度过的,还花了两万多块钱的治疗费用。看来命是保住了,只是右手失去了知觉,也不会说话(也许是不愿和别人说话)。只要醒着,贾云龙就睁着茫然的眼睛观察着病室里的一举一动。

        他能听懂所有人的话,也有思想活动,有时会一个人悄悄的发笑。自从开始高压舱治疗,理疗医生每天都来进行脉冲治疗和干扰素治疗以来,贾云龙已经能自己坐起来,没有任何先兆,突如其来就坐了起来,经常吓人一跳。他上身穿一件他妹妹买的条纹睡衣,下身光裸着,长得茂密的毛发和发育良好的家伙一览无遗。因为头部受伤,他已经丧失了羞怯感,十分坦然的将隐私裸露着。他有时是哗哗啦啦的小便;有时是坐在支架上解大便,披着一件棉衣,哼哼哈哈的,把整个病室弄得臭气熏天。更多的时候就只是简单的坐着,木然地望着窗外那棵塔松绿意盎然的树梢发呆,一不留神,他又悄悄的躺下了,也不看谁。

        贾云龙的父亲被全病室的人尊称为贾老师。他也真是一个老师,和儿子不同,他是中学老师。微黑的脸庞,国字脸、背头、眼睛炯炯有神,端正挺拔的鼻梁,棱角分明的嘴角,是一个很标准的英俊男人。贾老师与我同庚,比我大几个月,把我叫做“王同志”,也喜欢和我说说笑话,交流一下心得,我想大概是因为我是城里人的缘故。病室里习惯晚上11点左右熄大灯睡觉,一觉醒来,已是凌晨时分,昏暗的灯光下依然能看见他抚卷长读的身影。清晨,打开水的勤杂女工把人们闹醒,睁开眼睛,贾老师那身皮夹克就已经在病室里晃动了。

        贾老师信命,说,52年生人都很苦。正值读书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好不容易熬到结婚生子,又碰到计划生育。他固执的认为儿子的不幸也是他命中的灾难。他神秘的告诉我:“算命的说过,我59岁是一大劫难。”他很认真,也很虔诚。我有些不以为然地劝解过他:“与其畏惧将来,不如把握现在。”他笑着连声称是,又发出爽朗的笑声,那是他最大的魅力。

        事实上,贾老师是很豁达的,也是很开朗的。一日三餐总有一杯山里的苞谷酒相伴,二两左右,不知是一些什么下酒菜,反正很简单,他就这样摇晃着头,将酒慢慢的喝下去了;想抽烟时,就会走到电梯口的那排塑料靠椅上坐下,拿一张报纸去过烟瘾。他衣着虽然简单,却穿得整整齐齐,颇有为人师表的风范。贾老师负责除了做饭以外的对儿子全部的照料工作。问寒问暖,关怀备至,毫无怨言。令我回想起很多年前的那个酷暑,就在武汉月湖边的那家招待所里,父亲不也这样照料过我吗?心头一热,眼镜就湿润了,父爱之伟大可见一斑。

        我提醒过贾老师,要尽快地扶着儿子下地走路,“越早越好”,我强调说。否则一旦错过最佳时机,将后悔莫及。贾老师却不及为然他相信水到渠成,他相信儿子一定会走路的,只是时机未到罢了,“别慌。”他笑着回答我:“不是还在做理疗吗?到时候他自然就会走了”。我无言以对,只能盼望命运之神能够眷顾到他的儿子,使贾老师的美梦终将成真。

        贾老师是一个有着三十多年教龄的初中老师。他既有为人师表,处事严谨的一面,也有诙谐幽默,叫人哭笑不得的一面。他有对46床那个姓李的小男孩的拼音进行辅导的一丝不苟,也有照料儿子时那种无微不至,还有对病友们的问寒问暖,他和我闲谈时告诉我,湾潭从来没有出过百岁老人,最多的只到99岁。他也说那是一个谜:“这么多年也没法打破。”我就与他说笑,恭维他打破这个怪圈,他连连摇手:“不可能,这绝不可能。”

        贾老师对我的妻子称赞有加,说她是“女强人”,说她是“文武双全”。我有些好笑了,当然,和他那个体态早已变形,似乎更关心自己的老婆相比,自然是天壤之别了。贾老师好像平时很少到城里来,对新事物、新思想、新时尚显得很好奇。征得老婆同意以后,决定给自己买一部手机。我郑重地向他推荐诺基亚的一款助销机型3100,打电话,发短信样样行,当时的价格只要500元。贾老师的回答差点没让我晕过去:“那它能唱歌吗?”天哪,贾老师居然想要手机上还要附带mp3!很新潮的,真是真人不露相,叫人大吃一惊。

        住在医院的时间是最充裕的,除了照料儿子,贾老师最多的时候都是在看书。报纸自然是一页页仔细翻过,从《楚天都市报》到《三峡晚报》,还有不知从哪里弄来的《人民检察报》;小册子不少,《故事会》、《兵器知识》,什么都看;他最得意的就是买了一本《今古传奇》。说是小书摊上根本没有,我看了一下封面,从台湾总统府到大陆中南海,全是所谓政治内幕,居然把宋楚瑜列为反对的第一干将,不知是谁写的,难道连宋楚瑜舔的马屁不成才匆匆反对的事实都不知道吗?不过我却由此知道了那个《今古传奇》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武侠版,一个就是贾老师买的这种戏说历史的史料版。

        贾老师有一男一女,原本就叫人羡慕。那个女孩子也在医院里照料哥哥,圆圆的脸蛋,容貌端庄,属于那种比较经看的一类。最叫人敬重的是,哥哥车祸以后,她拿出了自己积攒的七千多元钱,这是她全部的私房钱,也是她对以后生活的期待,她全部放弃了,的确不容易。从湾潭到五峰,再到这里,她一直照料父亲和哥哥的饮食,还帮着给哥哥喂饭,端茶倒水,削水果,洗衣服,作为一个二十多岁的花季女子能做到这一点,确实难能可贵的。

        我们都叫她小妹妹,正是含苞欲放的年华,笑得甜甜的,有些浅浅的酒窝。她每天就睡在哥哥床前的一张从家里带来的木躺椅上,晚上十点以后就销声匿迹,猫在角落里睡着了,早上起来,钻到卫生间里磨蹭半天,又站在大玻璃幕墙前打扮好久,一转身,嘿,美兮笑兮,出水芙蓉似的,给人全新的感觉。不过发起脾气来还是挺厉害的,她和她父亲的一次争吵,其激烈程度把全病室的人都搞得目瞪口呆。

        白天她总是忙忙碌碌的,要做三顿饭,得出去买菜,到夷陵商业城改自己的牛仔裤,病室里总能看见她穿着浅红羽绒服的身影。闲下来就找个地方坐下来,一个人静静的嗑瓜子,声音很响,瓜子很脆,是那种今年春节期间颇受欢迎的黑色,小籽,六块钱一斤的葵瓜子。她嗑得很精心,不说话,低着头,刘海微卷,像是在想着什么事情,神情好看极了,神秘极了。

        从她父母的口里得知,她曾在城区的一所美术学校学过三年美术,后在桥边的一家厂里当过描图员,慢慢的,女孩也有每月千元的工钱,但她不满足,决定转行学美容。已经决定春节后就到鹤峰拜师学艺。贾老师还在犹犹豫豫,女孩的母亲却很支持,说是学成一门手艺在身,以后自己独立一些,不会受男人的欺负。我却有些担心了,很小心的,很注意用词的向那个体态臃肿的像河马的女人说出了担心的理由。那些挂着美容院,发廊的背后,几乎全是做的那种不好的龌龊勾当。

        妻子和她五姐都看上了她,想把她和在她们在深圳打工的一个大龄的侄子做媒,她们是很干脆的,直接把她叫过来询问情况。女孩子涨红了脸,羞答答但很明白、坚决地給与了拒绝。几天以后,来了两男一女的三个年轻人来访,女孩子招待得十分热情,那才叫含情脉脉,风情万种。她说是以前的同学,出发到深圳打工去的。那张木躺椅当晚就再也没有女孩的身影,她没有回医院睡觉。我就有些犯疑,找贾老师一问,三个人中那个相貌英俊、举止拘束的小伙子果然是她的男朋友。秭归人,移民子弟,这是真的;还说是同学,就有些好笑了。但从相貌和年龄上看,妻子的侄子还是稍逊一筹的,也难怪女孩子拒绝的如此轻松。

        来替换小妹的自然是她的母亲,贾老师的老伴。我曾经不止一次的遐想过风流倜傥、性情豪爽的贾老师的妻子如果不是一个“藏在深闺人未识”的美人儿就是仪态端庄,举止文雅的大家闺秀,结果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却只是一个难看而臃肿、愚蠢而无能的山野村妇,就是那种闭着眼睛在路上一抓一大把,在田间地头到处可见的极其普通的女人,甚至感觉太过于低下了。

        贾老师对他的糟糠之妻赞扬有加,总是夸她是内当家。那女人却也不谦虚,逢人就说:“如果不是我汇钱来,看他们在这里怎么办?”这个女人来后,女孩子就走了,她也有自己的事情。而这个当母亲的似乎对儿子的伤势和治疗不太关心,每天只是做饭而已,其他时间就坐在一边独自吃水果,或者和48床老李的胖老婆拉家常,或者就下楼去看看这座城市。

        贾老师更忙了,每天忙得团团转。早上理疗,11点高压舱,下午输液,以前的那种悠闲、从容、慢条斯理都不见了,紧张到了极限。我曾经在贾老师的女人面前着力表扬她的女儿对父亲的帮助,以及对哥哥的照料。贾老师的老婆似乎听不懂我的话外音,依然扬着她那张类人猿般的大脸,莫名其妙的点着头,若无其事的继续吃着她的苹果。那才叫无可奈何呢,不过,愚蠢不也是一种防御工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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