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中书街（166）
回眸中书街（166）
一六六、南正街的穿越
按照媒体的说法，如今全世界都把目光聚焦到世界的东方，顶尖的强国恐怕自己被超越，一衣带水的岛国总对曾经被征服过的土地恋恋不忘，周边的那些小国难免有些羡慕嫉妒恨，这也是情理之中之事。也有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从东欧到西非）喜欢我国这条正在腾飞而起的东方巨龙，目的不过就是企图拔掉龙身上某块金光闪闪的龙鳞。
不可否认的是，正在加快向更为宏伟、更为充满魅力的梦想蓝图前进步伐的这个东方大国已经不再低调，也不再奉行韬晦之国策，而是变得雄心勃勃。但在这片充满浮躁、充满不确定的土地上，依旧可以从这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之中寻找到这样的一些传统的地方：虽然历经历史的风霜雨雪，但依然面貌依旧；虽然时光荏苒，岁月蹉跎，但时至今日却依然依稀呈现出当年的一些原貌。这就和笔者这些年只要走进开始拆迁的中书街，眼前的一幕幕就仿佛可以产生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似乎在那条街上，可以让我们回到过去的岁月、回到历史的场景之中，目睹那段已然流逝却又真实存在过的繁华与文明。
那位带给中书街名字的王璲、也就是王汝玉，无论他与他父亲的那个相对如何令人称绝，无论他在解缙的眼中是如何的才华横溢，也无论他在太子身边是如何的红得发紫，可是站错了队、跟错了人却是事实。在决定写这篇历史小说之前，读过无数有关王汝玉的思想探讨的文章，不少的学者都对这位中书舍人卷入了那场皇家太子之争而感到遗憾，可是他们都从没想过一个简单的道理：解缙的得意忘形和狂妄自大才是悲剧的源头，祸起萧墙不是王汝玉他自己所能左右的。
而王篆在国家典籍和地方史料中截然不同的评价不管是什么原因，都告诉我们：历史是人写的，但绝不会是刘少奇所说的“人民”，而是有权利或如实记载或根据旨意、或根据自己喜好的某些君主、某些学者和文人所编纂的。这在张学良的回忆录中可以轻易地被发现，也可以在纪念抗战的大量文字、影视剧中得出相同的结论。国家层面的似乎想告诉世人，张居正之所以会变得目空一切都是因为身边有王篆这样的小人，而地方史料却从地方的角度出发，把“覆巢之下，焉得完卵”说成是奸人栽赃陷害，也是一个很好的理由。
无论怎么评价顾嘉蘅在河南南阳的政绩，人家在那个地方前后当了近二十年的知府大人是事实，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更是事实，国家层面的典籍和南阳的地方相关史料对他的评价都相当正面也是不争的事实。笔者就是自始至终弄不明白，那位既能写得一手好字，又纵横官场数十年；既有着良好的口碑，又守得一方城池不失的顾嘉蘅为什么那么多年始终不能再前进一步？想起了王汝玉和王篆的为官经历，人家要不就是站错了队，要么就是跟错了人，而顾嘉蘅到最后败走南阳，其原因之一就是想买官找错了帮衬，之二恐怕就是在哪个地方呆的时间过久，谁都会有个审美疲劳的。
那个写过一本《扬子江上的美国人》的盖洛虽然是个传道士，但几乎完全可以省略不计，因为他仅仅只在这座城里和中书街上走过一两次，最多加上一个晚上；而那个曾经住在中书街与献福路交汇街口的余冰之所以能够在市政协副主席的职位上一待三十年而不倒，当然首先是因为他的老红军身份和他过往的革命经历，爬过雪山、走过草地，南泥湾大生产，再加上南征北战，哪一次就能叫人肃然起敬。更重要的是他安于现状、与世无争的态度，和那些民主人士的副主席一样，都是这座城市的脸面，也是中书街的骄傲之一。
住在学院街与中书街相交之处街口的那栋谭家老屋见证了大多数中书街老住户的历史。抗战期间老城区的原有建筑十之八九都被日军的一把火化为灰烬，这才有了包括谭家老爷子在内的那些人的占地为王。解放后的那段火红年代不仅给谭家带来了四个虎虎有声的儿子，还带来了谭家的兴旺发达，要知道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城市贫民是依靠对象，所以谭家才能从板壁屋变为砖墙房；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就自然能将那栋平房改建成两层小楼。尤其是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收入只能混个肚儿圆的兄弟四人为了给母亲治病，毅然决然地卖出了自己的祖屋，则充分体现出宜昌男人那种传统的孝顺和亲情，则是最令人感动的。
很多次从那条位于城市中央的中书街上穿过，思想也会莫名其妙的有一个瞬间穿越的可能。于是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历史故事从那些鳞次栉比的红的砖、绿的窗棂、白的墙壁、生锈的栏杆，灰扑扑的瓦顶和少的可伶的梧桐树、淡黄的春花中苏醒过来，那些或高大、或低微，或富裕、或贫穷的人物就会从那些被炊烟熏黑的天井院、那些被攀满藤蔓的围墙围着的单位住宅楼，那些斑驳的大门或者某条青石板被磨得发亮的小巷中姗姗来迟……在时空的交错中，我们也许就可以感受到那条中书街悠久历史的灿烂与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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