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大公桥（57）

悠悠大公桥（57）

        ▲总督部堂锡良照会

        如今提到川汉铁路必谈总工程师詹天佑，可是从最初提出川汉铁路的设想到与湖北总督张之洞沟通，努力征得清廷批复，再到设计三条募股方案，都是原四川总督锡良呕心沥血的领导和助推，为宏远大计，造就人才，锡良还在成都文庙前街原杨昭勇府邸设立了两年期的铁道学堂。为应付公司员工越来越多，花费甚大，锡良向四川全省烟馆收税，一年可收20万两。还上奏光绪皇帝，在重庆长江南岸建铜元局，所得利润全部拨入修路款，作为公家股本。所以将锡良作为川汉铁路的最大功臣应是恰如其分。

        锡良（公元1853-1917年），字清弼，蒙古镶蓝旗人，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进士。历经同治、光绪、宣统三朝。为官37年，以正直清廉、勤政务实而著称，是晚清时代一位政绩颇佳，贡献较大的历史人物。先在山西任职20年，又在四川积极推行“新政”。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奉命总督东三省事务，领导抗击鼠疫。《清史稿》称赞他：“强直负重，安内攘外，颇有建树。”“性清刚，自官牧令，即挺立无所倚。嫉恶严，所莅止，遇不职官吏，劾治不少恤；非义之财，一介不取；於权贵尤一无馈遗，故遇事动相牵制云”。

        可惜锡良经常好心办坏事。比如请翰林院编修胡峻当总办，聘请成都声望高、人品好的10多位绅士充当公司参议。其中，总办月薪500两，提调100两，各所委员均数十两，参议月薪参照各所委员，可不知请来了一帮蛀虫。同时请来有才学的晚清举人蔡乃煌任川路公司总经理，拨款100多万两购买德国机器。不想在川江连船一起沉没，几十万两银子打了水漂。

        连船沉没的，还有成都官员沈幼岚办宴席的五十坛绍兴酒。故四川按察使冯梦华嘲笑道：幼岚吃酒，伯浩（蔡乃煌的字）吃铁，惟机器船吃水。冤哉！后来蔡乃煌辞职不干，转任上海道台，成为袁世凯亲信。而《蜀报》在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也刊文批评蔡乃煌升任上海道台为升官之极点，川路款乃其发财之源。而对于川汉铁路公司来说，蔡乃煌首开了“硕鼠”啃噬之端。

        然而，募集的路款离川汉铁路建设所需的5000万两资金还差得远，便正好被管理层作为资本经营的借口，以便为这些资产“保值增值”。在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的上海，川路公司投放了巨额资金350万两，并由施典章亲自坐镇。按照川路公司内部风险防范的要求，公款在每一钱庄的存款上限不得超过15万两。而施典章选择把路款全都押宝在李鸿章的侄子李经楚为大股东的义善源等三家钱庄，不料在橡皮股票期货中损失了200万两白银。到最后“专案组”人员拦住了企图外逃的施典章。

        和现在一样，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按照专案组的结论认定：施典章以购买兰格志股票为幌子，大肆侵吞公司公款，浑水摸鱼；施典章将公款私存到汇丰银行及已经倒闭的钱庄，数额巨大，行迹可疑，“迹近侵蚀”。叫人大跌眼镜的是，根据大清《商律》，专案组建议：责令施典章退赔其亏挪各款，收缴其所有非法所得，并在全案定结后，“发交地方官监禁3年，罚金即定为1万元，缴清后方得释放”。相比这件案子引发的巨大雷声，处理结果简直就是毛毛雨。中间没有潜规则，打死都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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