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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大公桥(210)


悠悠大公桥(210)

        ▲《宜昌特情》封面

        市局政保科接到赵福兴转来的信以后十分兴奋,敏锐的察觉到这时境外的敌特机关将要派遣特务进来。经过紧张的搜寻,查出“阿祥”本名是王光祥,是在香港理发业混迹多年的湖北省巴东县人,原名王玉琳。赵福兴收到信的时候,他同时也与在宜昌的亲友取得联系,声称要来宜昌探亲。

        情况迅速反映上去,经省公安厅批准,将王玉琳列为鄂专(丙字)18号案件的新的侦查目标。1972年4月11日,王玉琳持双程回乡证从罗湖口岸入境,经宜昌去巴东,却回避在宜昌逗留。根据市局分析,他还是有些犹豫不决,不敢和赵福兴接触,但敌特情报机关对宜昌的窥视又使得他们不得不利用一切机会,决心静待变化。

        果不出我方分析,王玉琳不仅与赵福兴保持通讯联系,还表现得越来越亲热和急迫。一年不到,1973年2月3日,王玉琳再次从香港回到大陆,直接来到宜昌住在他侄儿家,其中专程找到赵福兴见面言欢。除了了解黄世荣的死因,就是透露自己负有考察赵福兴的任务;除了套近乎,还热情邀请赵福兴到香港去游玩。这充分说明对方对赵福兴的兴趣与重视。

        为了进一步观察敌情动向,我公安机关再次放其顺利离境。同年12月,《敌情通报》指出:“蒋特驻香港某单位曾于72年、73年派遣专勤特务王玉琳两次潜入武汉”,这就再次证实王玉琳的特务身份。在省公安厅统一部署下,于1974年6月13日,在王玉琳第三次潜入时,由武汉公安局将其逮捕,通过审讯,证实了他确实是情报局专勤派遣特务。

        写到这里,真的是有些遗憾:后来的公安干警真的有些急于求功,也有些鼠目寸光,只能捞些没什么情报价值的小鱼小虾,根本没有他们的前辈那样长期作战、斗智斗勇、捕获大鱼的耐心和信念。

        经营鄂专(丙字)18号案件,从黄世荣拿着《回乡证》踏上故乡的土地,到王玉琳被武汉警方被捕,时间跨度近20年;从宜昌警方架网诱敌、内线侦察、密捕突审,做黄世荣的思想工作,让他为我逆用都是成功的;在此以后,赵福兴的默默等待,与敌特机关的通信、与王玉琳的见面都没有出现过任何纰漏,也是值得赞许的。

        “在经营这一案件的漫长岁月里,参与经营的所有同志,含辛茹苦,没有度过一个轻松的节假日,特别是在案情发展变化的时刻,更是日夜兼程的去完成任务,充分体现了隐蔽战线上老一代甘做无名英雄的自我牺牲精神。”这段话是1955年10月调入宜昌市公安局政保科,1972年起担任副科长的曾继全写的。因为全程参加了这一案件的侦破工作,自然更有切身体会。

        值得一提的是,赵福兴作为案件中的一号特情人员,为宜昌市的反间谍斗争默默地工作了二十年。“他工作认真,表里如一,的确是很可贵的。”“究其原因,除了大的政治环境的作用,耐心教育的效果外,”恩威并重”的领导方法,尊重人格,关心生活,从实际出发,帮助他解决具体困难,也是赵福兴能从不自愿到自觉自愿为我工作的重要原因。”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混乱、公安机关处于最困难的日子里,赵福兴与我们的联系也没有中断,他做到了自觉遵守纪律,严守秘密。”

        如果是一部电视剧,最后的结尾部分应该是:字幕弹出:“1983年,赵福兴病逝”,宜昌殡仪馆一间普通的吊唁厅里,赵福兴的简朴告别仪式正在举行,脚步声起,从厅外走进一行警察,他们将一个花圈放在了赵福兴的遗像一侧,身为宜昌市公安局副局长的曾继全走上前整理了一下写有“宜昌市公安局敬献”字样的挽带,站直身,看了相框里的赵福兴,默默地举起了手,有人在喊口令:“敬礼!”那一行警察就整齐如一地向着赵福兴的遗像敬了一个举手礼。

        随着一声“礼毕”的口令,包括曾继全在内的那些警察像退潮的江水似的退出了吊唁厅,乘车离开。吊唁厅里的人才如梦初醒,纷纷相互打听:“这些警察怎么会认识我们家老爷子?”“赵老先生什么时候会有警察朋友?”“从没听说过赵福兴和警察有什么来往的啊!”

        如果那些赵福兴的家人、或者认识他、听说过他的理发界的老人和街坊邻居看了上面的这段往事,就会明白在宜昌的隐蔽战线上,赵福兴永远是市局最好、坚守时间最长的特情,而且没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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