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大公桥（221）

悠悠大公桥（221）

        ▲宜昌市粮票

        什么叫做内忧外患？什么叫穷困交集？从宜昌市政协编纂的文史资料《宜昌五十年回眸》中可见一斑。

        1958年8月，在全国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错误思潮泛滥下，市委扩大整风会议以“破坏党的集体领导，破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名对市委副书记、市长朱青，市委常委、副市长阎锦华，市委常委，公交部长高尚志等进行了批判，定为“反党集团”。10月8日，湖北省委批转宜昌地委意见，将上述三人开除党籍并撤销一切职务。与此同时，当时身为法院院长的王维顺（笔者父亲），公安局副局长王西风，市财办主任文振藻也作为“反党集团”成员而被错误处理。

        紧接着的1959年，全国大搞“反右倾”，结果促使高指标、“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再度泛滥，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祸不单行，连续三年全国遭受特大自然灾害袭击，又加上前苏联赫鲁晓夫翻脸，撤走专家、撕毁协议，中国遇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内外交困，人民生活必需品，特别是粮食和副食严重短缺。

        在全党开展“反右倾”政治运动中，宜昌市一大批党员、干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1960年7月，市直机关及事企业单位开展了“新三反”的整风运动，直到1961年整风结束，宜昌市发生了一系列事件：1960年大战书记厂长、民康政治事件、二化政治事件、文教政治事件、船厂事件等，受打击迫害已达2000人之多，市委书记、市长等主要负责人和63名市直机关干部都受到批判，受到牵连的干部达800余人。

        与此同时，从一些统计数据也可以看出困难时期的形势严峻：宜昌市人口死亡率1957年和1958年分别为9。900、9。700，1959年则为18。200，1960年为13。550，1961年为13。810，三年居高不下的死亡率与粮食短缺带来的饥荒有直接的关系。（1962年我市人口死亡率回复到8。780）。而在这三年中全市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都呈下降趋势。这与当年发生大面积营养不足，“三病”（浮肿、干瘦、子宫脱垂）增多直接相关。1960年宜昌地区人口自然增长数为负数（-25833）。

        1959年4月，山东、安徽、河南等15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到2517万。这些人外出逃荒，盲流全国各地。1960年5月，宜昌市公安局派出5名干警协助收容遣送工作，当年遣送117人，1961年收容遣送1525人，1960年全国大约缺少3000万人一年的口粮。国家几乎将所有的外汇储备用来购买粮食。

        由于连续粮食减产，宜昌粮食供应严重不足，市粮食局在原来统购统销、定量供应的基础上对居民供粮实行搭配供应：也就是买大米搭配苞谷面、高粱面、胡豆、豌豆、苕米子、苕等按计划供应。由于粮食紧张，不得不将宜昌城区居民每人每月定量计划分3次供应，粮店只卖10-15天的粮，还要求每月节粮半斤至3斤。食油也减少到每人每月2两（十六两制）。

        根据史料记载：1959年猪肉每人每月2两，1960年和1961年索性停止按月供应，只保证节日和特殊人群的供应。而鱼、禽、蛋，等农副产品只作特殊供应。每人每天供应半斤蔬菜。与此同时，1959年棉布供应出现了有票无布的困难局面，全年14尺布分两次供应，元至八月供应6尺，九至十二月供应8尺，政府公开提倡少做夏衣，保证冬衣。也就在同期，烟、酒、糖等多项用品开始实行凭证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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