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记账员何冬炎

生产大队又分小队。1980年，何冬炎被分配在第八生产小队种田，一日工分底分加为96分，那时候10分底分相当于036元，在双抢农忙季节期间能够达到2倍之多。然而这点收入，一年到头除了分粮食吃饭之外也就差不多了，不少家庭还要向队里欠点账，赊点粮食。当然也有劳动力充足的家庭有几元钱或者几十元分红，最好的家庭有两百多元钱收入，算得上是富裕家庭了。

        因为何冬炎文化水平高，又是个刚入社的小青年，没有什么人情要顾忌，为人刚正不阿。队里观察几天后，一致同意指派何冬炎为队里的记账员，每天负责记录出工的人数，扣掉迟到和缺勤社员的工分。

        记账员，位置不高，但权力较大，记录掌握社员命根，是多少人想要抢着的香饽饽。平时出入的账目，秋夏口粮到户，年终分红决算，都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计算出来，不差分毫地公布于众。

        祝芳白对此颇为骄傲，逢人就要说上一嘴巴。

        这一说倒给何冬炎惹了不少麻烦。

        沉寂许久的何家门槛，差点被人踏破了。

        什么平日里见不到一面的邻居，也自称着叔叔婶婶，到何家联络联络感情，明里暗里地让何冬炎动动“举手之劳”帮忙多记几个工分。

        何冬炎只得找个借口，成天在外面晃悠。

        祝芳白捅出来的烂摊子，就让她自己收拾。

        得知何冬炎成了记账员，何玉华也加入了联络感情的队伍，路边遇到了何冬炎，表示出前所未有的盛情，非药喊他到家里吃顿饭。

        何冬炎知道她打的什么主意，找了个借口推了这场“鸿门宴”。

        “冬炎，婶婶可都是一直把你当做自家的孩子。你这当上了记账员，以后也得照顾照顾自家人。”何玉华笑嘻嘻地，朝着何冬炎使眼色。

        是不是自家的孩子，他当然有数。

        当初父亲生了病，他们一家不闻不问的，还在旁边说风凉话。

        何冬炎嘴角挂着浅淡的笑意：“婶婶，你放心。”

        会错意的何玉华笑嘻嘻地“哎”了一声，乐颠颠地扭着屁股走了。

        生产队每月会一小计，将社员们的工分情况都张榜公布。

        社员们垫着脚尖，削尖脑袋往里面钻，盯着榜单仔仔细细看，核对自家的工分，再暗暗地比较自己和他人的工分。

        没一会儿，人群中传来窃窃私语的声音。

        “暧……我家怎么才这点儿？”

        “乱计的吧？”

        “怎么算算的？”

        偌大的生产队，什么样的人都有。老实巴交的、服软顶硬的、爱耍嘴皮的、见风使舵的、拍马奉承的……还有和队长沾亲带故的，同房同族同宗，关系错综复杂。感觉占了便宜的自然是不吭声，但感觉吃了亏的就要脸红脖子粗地发牢骚，质疑何冬炎的记录不准确。

        这里面，最爱带头起哄的，就是何玉华的儿子何高义，冒头青年一个。以前和何夏热打过不少架，每次都是输，吃了哑巴亏，就把这笔账暗暗地记在何冬炎头上。

        何高义在队里不想干重活，又想多拿工分，变着法地偷懒，何冬炎看在眼里，实打实评了工分。

        看到榜单公布出来的工分，何高义不干了，在大队里起哄造谣，拉拢撺掇工分低的几个人，带头反对何冬炎，还向队长写了举报信。

        队长一核实，何冬炎的记账都是没问题的。

        何高义反被教育了一通。心里憋着气，隔三差五要欺负一下何冬炎，骂骂咧咧不算完，多次还在背后使绊子，处处掣肘，整蛊何冬炎，动不动就找茬儿。

        虽然是个吃力不讨好的活，但何冬炎丝毫不敢怠慢，老老实实地记账。日子一久，无形之中得罪不少人。

        有一次，何冬炎在算全队人一年的工分，花了一天的时间算好，把结果上交给了大队长。

        老队员们不相信他能算得这么快，咬定账目肯定有错，其势汹汹地提出：“我们要求重新核算一遍！”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核算，他们得到的结果和何冬炎计算的一样，这才闭口不言。

        1978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位农民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一纸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实行了农业“大包干”，从此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到1982年，岱山生产大队也加入了农村改革的队伍，从集体劳动改为分田到户单干。

        “1月1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人民公社退出历史舞台。”广播里转播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守在广播前的人们沸腾了起来。

        农村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分田到户，大队干部和生产队社员心起波澜。改革的春风吹进千家万户，也吹到了岱山生产大队。

        近期村里的有线广播喇叭，天天能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广播的内容都是改革开放，解放思想……从上到下都在传达学习中央文件，贯彻中央精神。轰轰烈烈的农村改革，土地承包到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结束集体“大呼隆”，吃“大锅饭”，公开宣传发家致富，离经叛道的各种思潮……何冬炎每天接收着新的信息，感觉自己全身都充满创造的能量。

        直觉告诉何冬炎，这个小山村就要发生巨变了，马上要步入一个伟大的、崭新的时代了。

        各家单干，有人欢喜有人忧。家中有劳力，会种田的欣喜雀跃。家中人少，不擅长务农的就只能愁容满面。

        消息刚一出来，许多老农民长辈都纷纷向何冬炎发来关怀：“小何啊，要是分田到户了，你一个小伙子能不能行哦？你家几口人，就你一个劳动力，都种不够家里吃的吧……”

        确实如此，何冬炎家里现在虽然有四口人，但祝芳白渐渐年纪大了，体力不比从前。而何秋分小学还没毕业。再加上何玉华塞到家里养老的奶奶，不仅没有一个是真正的正劳动力，还都是需要何冬炎负担的人。

        十八岁的何冬炎又是个刚出山的小伙子，一下子家庭重担都落在他一个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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