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论》第六篇 ｜防御（9）
第三十章 ｜战区防御（续）——不求决战的战区防御（二） 在这儿，我们给防御者把军队配置在要塞前面的做法找到了一个重要而有力的理由，并且证明了它的正确性。尽管这样，我们仍需要提出一个次要的但更为直接的理由，不过，仅仅这个理由是不够有力的，所以它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个理由就是军队常常要利用最近的要塞作为储备品的仓库。这种作法既方便又有很多好处，因而一般说统帅都不愿意从较远的要塞运来必需品，或将必需品放置在没有防御工事的地方。既然要塞变成了军队的仓库，那么，在某些情况下把军队配置在要塞前面便是完全必要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十分自然的。但是，我们清楚地看到，容易被一些没有远见的人过分重视的这个直接的原因并不足以解释已经出现的全部情况，而且也不是可以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理由。
不通过会战就夺取一个或几个要塞，是不要求大规模决战的所有进攻者的十分自然的目的，而防御者的主要任务则在于阻止敌人实现这一目的。因此我们看到，在有许多要塞的战区内，差不多一切运动都是围绕这些要塞进行的，进攻者运用各种计谋力图出敌不意地接近某一要塞，防御者则力图通过有准备的运动很快地阻拦敌人接近要塞。从路易十四起到萨克森元帅止，差不多在所有的尼德兰战局中都贯穿着这样的特点。
关于掩护要塞的问题就谈这么多了。
扩大部队配置正面以掩护国土，这种手段，只有在存在着大的地形障碍的情况下才是可以设想的。采用这一手段而设立的大大小小的防哨，只有凭借坚固的阵地才具有一定的抵抗能力。通常，阵地上天然障碍物已经足够的情况是不多的，因此必须用人工筑城加以补充。但是，应该认识到，用这种方法在某一点上所进行的抵抗只能看作是一种相对的抵抗（参阅《战斗的意义》那一章），而不能看成是绝对的抵抗。当然，这样的防哨也有可能不被敌人击破，并且在个别情况下能够取得绝对的结果，但是许多防哨中任何一个单独的防哨和整体比较起来都是软弱无力的，它也许受到敌人优势兵力的攻击，所以，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单独的防哨所进行的抵抗上是没有根据的。防御者以这种方法扩大军队的配置正面，只能相对地增加抵抗的时间，不能获得真正的胜利。可是，就这种防御的总的目的和总的任务来说，单独的防哨能起到这种作用也就足够了。在不担心发生大规模决战与不怕敌人为了战胜整体而不停地前进的战局中，防御者利用防哨进行战斗不会有什么危险，纵使最后防哨并不能守住也是如此。在这种场合，进攻者除了夺取这个防哨以及一些战利品之外，很少能得到其他利益。这个胜利对整个防御不会有再进一步的影响，也不致动摇防御者的基础，致使许多墙壁跟着倒塌下来。对防御者来说，在最坏的情况下，即便整个防御体系由于某一个防哨的丢失而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他依然有时间集中自己的军队，用全部兵力向进攻者表示要决战，而根据我们的前提，进攻者是不要求决战的。所以通常在防御者集中了兵力以后，进攻者也就不再继续前进了，双方的行动也就结束了。防御者的所有损失是一些国土。人员和火炮，而这些也就是进攻者所满足的成果。
假如防御者估计到，进攻者可能或者很可能胆怯而谨慎地行动，他不想碰得头破血流，因此不敢进攻我们的防哨，只可能停在我们防哨的前面，那么，我们说，防御者纵使在不利的情况下，也不妨采取这种防御冒一下险，在这个考察中必须记住，我们假设中的进攻者是一个不敢冒险追求大的成果的敌人，对这样的敌人来说，一个中等的但很牢固的防哨就可以使他停止前进了。即使进攻者肯定能够攻破这个防哨，他也会考虑：为此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和当前这一胜利中可能获得的利益比较起来，这个代价是不是太大。
上述情况表明，防御者在宽大正面上以许多并列的防哨进行强有力的相对抵抗，从整个战局的角度来看，是能够取得满意的结果的。为让读者在战史中能立即找到这种战例，我们要指出，这种扩大正面的配置大半出现在战局的后半期，因为这时防御者对进攻者这一年的意图和情况才真正有所了解，并且进攻者原有的一些敢作敢为精神也已经消失。
在扩大正面配置以掩护仓库。国土和要塞的防御中，所有大的地形阻碍，如大小河流。山脉。森林和沼泽等等，当然都会起很大的作用，并且具有头等的重要意义。关于这些地形障碍的利用，可以参照我们前面的论述。地形要素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所以军队十分需要通常被认为是司令部所特有的那种知识和活动。司令部一般说来是军队中书写最多的部门，因此在各次战局的战史中关于地形的运用就记载得挺多。同时，也产生了这样一个相当自然的倾向，即力图将运用地形的问题系统化，并以历史上的个别情况作为根据，从中找出在解决一般情况时适合的办法来。但是，这种努力是徒劳无益的，因此也是错误的。即使在这类比较消极和比较局限于某一地区的战争中，各种情况也是各不相同的，必须有区别地对待它们。所以，关于这些问题的极好的和最有说理性的回忆录，也只能帮助我们清楚这些问题，而不能成为规定。这些回忆录事实上又成了战史，不过这种战史涉及的只是这个战争所具有的某一个方面罢了。
虽然司令部的这种活动（人们通常认为这种活动是司令部所特有的）是必要的和值得重视的，但我们必须警惕时常可能产生的不利于整体的擅越职权的活动。司令部中最高人物的重要地位，常让他们对其他人，首先对统帅起某种支配作用，这样，就很难不产生一种有片面倾向的思想习惯。结果，统帅除了看到山脉和隘路之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本来应该根据情况来自由选择的措施就只能依靠已成为第二天性的这种习惯来决定了。
例如在1793年和1794年，当时普鲁士军队司令部的有名的山脉。灵魂和隘路专家格腊韦尔特上校，曾让两个在性格上完全不同的统帅（不论瑞克公爵和米伦多夫将军）采取了完全一样的作战方法。
沿着一道险要地带建立的防线往往能够导致单线式防御，这是显而易见的。假如的确要用这种防线直接掩护战区的整个正面，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一定会导致单线式防御，因为大多数的战区都是非常大的，而在战区内进行防御的军队本身的战术配置却很小。但是，因为进攻者受情况及其设施的限制，只能沿着一定的主要方向和道路行动，纵使面对着最消极的防御者，远离这个方向和道路也会构成很大的不便和不利，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防御者只需要掩护这些道路左右几普里或几日行程宽的地区就够了。防御者只要在主要道路和接近地上配置防哨，在各道路之间的区域设置监视哨就可以实现这种掩护。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者可以派遣一个纵队从两个防哨之间通过，并且从几个方面对某一个防哨进行有计划的攻击。所以，防御者对这些防哨的配置必须进行妥善安排，让它们或者在侧面有依托，或者构成侧面防御（即所谓钩形防御），或者能够得到后方预备队和邻近防哨的支援。这么一来，防哨的数量可以大大减少，一支进行这种防御的军队一般只分为四个到五个主要防哨。
为了掩护某些距离过远但又多少受到威胁的主要接近地，能规定一些特别的防御中心，它们好像是大战区内的小战区。七年战争中，奥地利军队的主力在下西里西亚山区常常配置成四五个防哨，而一些在一定程度上较小的独立的军在上西里西亚也采取跟此类似的防御配置体系。
防御者采取这种防御配置体系时，越是不直接地掩护目标，就越发要凭借于运动和积极的防御，甚至采取进攻手段。某些部队可以看成是预备队，除此以外，每个防哨都可以抽出兵力支援其余防哨。支援的方法是：或者真正从后方赶去加强和恢复消极的抵抗，或者攻击敌人的翼侧，甚至威胁敌人的退路。假如进攻者不是真正攻击防哨的侧面，而只是试图占领一个阵地胁迫防哨的交通线，那么上述防御者的预备队就可以真正攻击这部分敌军，或者威胁敌人的交通线以进行报复。 第三十章 ｜战区防御（续）——不求决战的战区防御（三） 由此可见，虽然这种防御的主要基础具有很消极的性质，但它必须具备一些积极的手段，通过各种方式利用这些手段去应付各种复杂的情况。人们一般认为运用积极手段最多，甚至运用进攻手段的防御是较好的防御。可是，这一方面在很大地步上要取决于地形的性质。军队的素质以至统帅的才能，另一方面，这也容易让人们对运动和其他积极的辅助手段寄于太多的希望，而过分忽略利用险要的地形障碍进行扼守地区的防御。至此，我们认为，关于扩大防御正面的问题已经说清楚了，如今我们要谈谈第三种辅助方法，即马上向侧方运动赶到敌人前面去拦阻敌人。
这种手段是我们这里谈的国土防御所必然会使用的一种手段。原因如下：第一，即使防御者的阵地正面很宽，也常常无法占领本国所有受到威胁的门户；其次，在许多情况下，防御者必须准备以自己的主力去支援可能遭到敌人主力攻击的防哨，不然的话这些防哨就很容易给攻破；最后，每个不想使自己的军队固定在正面宽大的阵地上作消极抵抗的统帅，都必然更愿意采取经过深思熟虑的。做好准备的快速的运动来达到掩护国土的目的。没有军队防守的地方愈多，要想及时赶到这些地点便愈需要高超的运动技巧。
防御者因为想采取这种手段，他当然要到处寻找在这种情况下占领后可以带来很大利益的阵地，也便是他的军队（哪怕只是一部分）占领了这种阵地以后可以使敌人打消攻击念头的阵地。因为这样的阵地常常反复出现，主要问题又在于及时赶到这些阵地，所以这些阵地好像是这种军事行动的主体，因此，人们也称这种作战方法为防哨战。
在不求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中，正像扩大配置正面和相对抵抗都不会发生危险（在大规模决战中是有这种危险的）一样，往侧方行军赶到敌人前面拦阻敌人，也不会发生危险。但是，假如防御者要想在最后关头才匆忙地赶到敌人的前面占领阵地，而对方是个不但能够和愿意追求大的目标，而且不惜为此付出巨大力量的坚决果断的敌人，那么防御者就走上了完全失败的道路，因为，这么仓卒和慌忙地占领的阵地是经不住敌人用全部力量不顾一切地进行的攻击的。当然，假如敌人不是用拳头打人，而是用手指戳人，假如他不想利用巨大的成果，或者说，他甚至不想取得一个巨大的成果，而只想用很小的代价来获取微小的利益，那么，防御者用这种抵抗手段对付他还是能够取得成果的。
一般说来，就是这个也是更多地在战局的后半期才使用，很少在战局开始时使用，这是很自然的后果。
在这儿，司令部又有机会把它关于选择和构筑阵地以及通往阵地的道路的地形知识变成一套相互有关系的措施。
最后将形成这么一种情况：一方力图到达某一地点，而另一方力图阻止对方到达这个地点，所以任何一方都只能常常在对方眼前运动，并且必须比在其他情况下更为小心和准确地组织这种运动。从前，当主力还没有区分为各个师，行军时主力还是一个无法分割的整体时，要做到谨慎和准确地运动是十分困难的，这需要高度的战术技巧。当然，在这种情形下，一线上的某些旅有时也必须常常先赶到前面，以便确保某些地点，它们要执行独立的任务，纵使其他部队没有到来也打算同敌人接触。但是，采用这种手段以前是，而且永远是反常现象。当时的行军队形，一般说来总是以整体保持原有次序地行进为原则的，它尽量地避免上述这样的例外。现如今，主力的各部分都已分成许多独立的单位，只要其他单位相距很近，能够赶来继续这次战斗或结束这次战斗，这种独立的单位甚至敢于对整个敌军发起战役。现在，即使在敌人眼前进行这种向侧方的行军，也不会有多大困难。从前必须通过机械的行军队形才能达到的目的，目前用提前派出几个师和加快其他部队的行军速度，以及更自由地运用整个军队等便可以达到了。
防御者采用上述各种手段能够阻止进攻者夺取要塞。占领广大地区或夺取仓库的行动。如果进攻者必须到处应付防御者用上述手段向他挑起的战斗，并且在这些战斗中，进攻者不是获胜的可能性很小，在不利时有遇到还击的很大的危险性，就是要付出同他的目的和所处的情况不相适应的力量，那么，进攻者的行动便会被阻止。
假如防御者利用自己的技巧和设施达到了这个目标，使进攻者在一切方面都看到对方良好的防御措施已经让自己没有希望实现任何微小的企图，那么，进攻者就往往会到纯粹地满足军人荣誉方面去寻找出路。在任何一次大的战斗中获胜，都会给军队以优越的名望，满足统帅。宫廷。军队和人民的虚荣心，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满足了人们对每次进攻都必然抱有的期待。
于是，进攻者的最后希望便仅仅是为了获取胜利，取得战利品，进行意义有限的胜利的战斗。但愿人们不要以为我们这样说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我们依然没有离开我们自己的前提：防御者的良好措施，让进攻者不能利用一次胜利的战斗达到上述目的中的任何一个目的。进攻者要实现这个希望，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战斗中的形势有利，第二个条件是战斗所获得的胜利的确能导致上述目的中一个目的的实现。
在不存在第二个条件的情况下也可能有第一个条件，假如进攻者的战役只是为了获得战场上的荣誉，那么和进攻者还要取得其他利益的场合比较起来，他就更有可能让防御者单独的军队和防哨陷入不利的战斗。
假如我们把自己放在道恩的地位上并用他的方法考虑问题，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没有改变谨小慎微的个性却有胆子袭击霍赫基尔希，原因在于他只求夺得当天的战利品。至于普鲁士国王因此被迫放弃德累斯顿和尼斯，这个有效的结果对他来说是个意外的胜利，根本便不在他原来的打算之中。
别以为，这两种胜利之间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毫无意义的，恰恰相反，我们在这儿接触到的正是战争的一个最根本的特点。从战略上来看，战斗的意义是战斗的灵魂。我们必须时常反复地指出，在战略上，一切主要的东西都产生于双方的最终打算，即产生于一切思考活动的最高出发点。因此在战略上这一个会战同那一个会战之间可能有很大的差别，以致人们不能把它们看成是同一个手段。
尽管进攻者取得这样的胜利对防御者来说几乎不能算作什么巨大的损害，但是防御者还是不愿把这种利益让给敌人的，何况谁也不会知道结果还要附加上哪些东西，所以，防御者必须经常注意所有大部队和防哨的状况。当然，这时很多问题取决于这些部队的指挥官的智慧，但是，假如统帅决定不当，这些部队也会卷入不可避免的灾祸之中。在这方面谁会忘记兰德斯胡特的富凯军跟马克森的芬克军的实例呢？
在这两次行动中，腓特烈大帝都过分地相信自己一贯的想法的作用。在这儿他并不是相信，兰德斯胡特阵地上的一万人真正可以战胜三万敌军，或者芬克可以抵抗得住敌人优势兵力从四面八方的攻击，而是认为，兰德斯胡特阵地的威力仍同以前一样可以作为一张有价证券而给对方接受，认为道恩在翼侧受到佯攻时一定会舍弃萨克森的不利的阵地，而进入波希米亚的比较有利的阵地。他头一次对劳东，第二次对道恩都判断错了。他所采取的措施的不正确便在于此。
即便一个不很骄傲。不很卤莽和不很固执（腓特烈大帝在个别行动中却是有这些值得指责的缺点的）的统帅，也难免会犯上述错误。如今，即使放开这个错误不谈，在我们研究的这个问题上仍有一个很大的困难，那便是部队指挥官的洞察力。努力程度。勇气和坚定的性格不可能一直是符合统帅的要求的。统帅不能让属下指挥官任意处理一切问题，他必须给他们下达某些指示，这样，他们的行动便受到限制，同当时的情况便容易不一致。但这是一种完全不能避免的弊病。没有深入到军队的最后环节的。强制性的。权威的意志，便不能很好地指挥军队，而且，谁要是习惯于相信和盼望部下总会提出好的主意，他便不能很好地指挥军队。 第三十章 ｜战区防御（续）——不求决战的战区防御（四） 所以，统帅必须经常密切注视每个部队和防哨的情况，让它们不致出乎意外地陷入灾难之中。
这四种手段全是为了保持现状。这些手段使用得越成功和越有成效，战争在同一地点便会拖延得越久；而战争在同一地点拖延得越久，给养问题就越重要。
这样，在战争一开始，或者战争开始后不久，便需要用仓库供给的措施来代替强征和征收的办法，便需要用固定的运输队（这种运输队或者由农民的车辆组成，或者由部队自己的车辆组成）来代替临时征用的农民的车辆。总之，这就同正规的仓库供给接近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给养》一章里已经描述过了。
但是对这种作战产生很大的影响的并不在于给养，因为给养就其任务和性质而言，是局限在狭小的范围内的，它尽管能对作战发生一定的影响，有时甚至发生很大的影响，但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与此不同，相互威胁对方交通线的行动却有更重要的意义，其原因是：第一。在这种战争中缺少较大的。比较坚决的手段，统帅只能采取这种较弱的手段；第二。在这种战争中，使这种手段发生作用的必要的时间是不会缺少的。所以，保障自己的交通线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切断交通线虽然不是敌人进攻的目的，可是却能成为迫使防御者退却并放弃其他目标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手段。
战区本身的所有掩护措施自然也对交通线起掩护作用，交通线的保障有一部分就包括在这些措施之中。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交通线的安全是部署兵力时一定要考虑的一个主要问题。
用一些小部队，或者较大的部队护送运输队，是保障交通线的特别方法。因为阵地的正面再宽也不能保障所有交通线的安全，而在统帅不愿扩大配置正面时，就尤其需要组织这种护送。所以，我们在滕佩霍夫所著《七年战争史》中能够看到，腓特烈大帝经常派出单独的步兵团或骑兵团，有时甚至派出整个旅护送运输面包和面粉的车队，但是在奥军方面却一直没有这类事实的记载。原因之一是他们无人这样细致地记载它们，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的阵地正面老是宽大得多。
上面我们谈到了和进攻要素基本上毫无关系的四种方法，它们是不求决战的防御的基础。如今我们还要谈几种具有进攻性质的手段，它们或多或少可以和上述四种手段并用，仿佛是给这四种手段增加的调料。这些具有进攻性质的方法主要是：
（1）威胁敌人的交通线，其中也包含袭击敌人的仓库；
（2）去敌占区进行牵制性袭击和游击活动；
（3）在有利的情形下，攻击敌人的单独的部队和防哨，甚至攻击敌军的主力，或者只对这些目标进行胁迫。
上述第一种手段在全部这样的战争中始终是有效的，但它是暗暗地。在某种程度上完全隐蔽地起作用的。假如防御者的所有良好阵地都能使敌人对交通线可能受到的威胁有所顾虑，那么它就发挥了绝大部分的效果。我们在上面已经谈过，在这么一种战争中，给养问题对防御者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在这里对进攻者来说也是这样。因此，战略上的大部分措施都是根据是否会遭到敌人的攻击这一想法确定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讨论进攻时仍要谈到。
不但通过选择阵地对敌人交通线实行一般的威胁（它象力学上的压力一样，暗暗地在起作用）属于这种防御的范围，并且用部分兵力真正进攻敌人的交通线也属于这个范围。不过，要想让这种行动获得好处，必须在交通线的状况。地形的性质或军队的特点等方面具有适合于采取这一行动的具体条件。
为了进行报复和掠夺，或者为了取得某些利益而在敌占区去进行的游击行动，本来不是防御手段，而是真正的进攻手段。但是游击活动通常和真正的牵制性攻击的目的结合在一起，而牵制性攻击是以减少同我们对峙的敌军兵力为目的的，因此游击活动也可以看成是一种真正的防御手段。不过，牵制性攻击也可用于进攻，它本身就是一种真正的进攻手段，因此我们认为在下一篇再仔细讨论这个问题比较合适。在这里提到它，只是为了把防御者在战区内可能运用的一切小规模的进攻手段全列举出来。但是我们在这里必须指出，牵制性攻击的规模和作用可以大到让全部战争具有进攻的姿态，因此获得进攻的荣誉。1759年战局开始前，腓特烈大帝向波兰。波希米亚。弗兰肯等地采取的行动就是如此。这一战局本身显然是纯粹的防御，可是到敌占区进行的袭击赋予它以进攻的性质，这种性质可能因为进攻的精神影响而具有特殊的价值。
当进攻者轻率行动，在某些地点暴露出自己的弱点时，防御者可以将攻击敌人的单独部队或主力当作整个防御的必要的补充手段。这种行动只能在这种条件下实施，但是，在这里同对敌人的交通线采取行动时相同，防御者也可以朝进攻的领域前进一步，而且和敌人一样，把伺机进行有利的战斗作为特殊的企图。要想在这种行动中取得一定的成果，防御者或者必须拥有明显优势的兵力（普遍说来，这一点是不符合防御的性质的，但也是有可能做到的），或者必须具备卓越的方法和才能，能让自己的部队较为集中，并能加强部队的活动和运动，来补救因为部队集中而在其余地方出现的不利情况。
七年战争中的道恩是前一种情况的很好例子，腓特烈大帝则是后一种情况的例子。我们看到，道恩几乎总是在腓特烈大帝过分大胆和轻视他的时候发动进攻，他在霍赫基尔希。马克森和兰德斯胡特就是如此。与之相反，我们看到，腓特烈大帝几乎不断地进行运动，力图以自己的主力消灭道恩的这一个或那一个单独的部队，但因为道恩既拥有优势兵力又特别小心谨慎，所以，腓特烈大帝成功的时候很少，起码成果是不大的。然而，我们不能认为腓特烈大帝的努力是毫无作用的。事实上，这种努力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很有效的抵抗，因为敌人为了避免进行不利的战斗便会被迫处于小心和紧张的状态，这样，敌人本来可以用来进攻的一部分力量就给抵消掉了。我们可以回想一下1760年的西里西亚战局，当时道恩和俄国军队正是出于惟恐有时在这里。有时在那里遭到普鲁士国王的攻击或者被击溃，才不敢前进一步。谈到这儿我们认为，关于不求决战的战区防御的主导思想。最重要的手段和整个行动的依据等一切问题全已经谈到了。我们主要是将这些问题列举出来，使读者了解整个战略活动的全貌，至于它们的具体措施，比如选择阵地。行军等等，我们在前面已经比较详细地探讨过了。
假如我们再总的看一看这个问题，就必然会认为，当进攻精神很微弱，双方对决战的要求很小，积极动机很不足，而彼此阻止和抑制的内在牵制力量却很多时，就像我们在上面所设想的那样，进攻和防御之间的本质差别便必然渐渐消失。当然，在战局开始阶段，作战一方要进入另一方的战区，要在某种程度上采取进攻的形式，可是这一方很可能而且往往会很快就把一切力量用来在敌人土地上保卫自己的国家。于是就形成了双方对峙的局面，这其实是相互监视。双方都考虑怎样不失去任何东西，同样也许双方都在思考，如何为自己取得实际的利益。在这一点上，本来的防御者甚至反而能够超过他的对手，腓特烈大帝在当时就是如此。
进攻者越是放弃作为前进者的地位，防御者受到的威胁就越发地少，也就是越不需要进行真正的防御来保护自己的安全，从而进攻和防御之间就越发容易出现均势。在这种均势状态中，双方的活动的目的全只是从对方手中夺取某种利益并使自己不受到任何损害，也就是双方都力图进行真正的战略机动。凡是因为种种情况或政治意图不允许进行大规模决战的战局，显然全或多或少具有这种性质。
关于战略机动的问题，我们打算在下一篇用专门的一章来研究。可是，这种双方力量的平稳的赌博在理论上人们常常赋予它不应得的重要性，并且主要是在防御中赋予它这种不应得的重要性的，因此我们在研讨防御的时候，有必要对它作进一步的说明。
目的在推动的地方，便没有整体的运动，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双方的兵力相差如何悬殊，都应当认为他们处于均势。引起较小行动和目的的个别原因是从整体的这种均势中产生的。这些小的行动之所以可以发生，是因为它们不再受到大规模决战和大的危险的束缚。所以，双方都把赌大输赢的资本换成小筹码进行赌博，也就是把整个行动分解为很多小规模的活动。随着这种为了取得很小利益而发生的小规模的行动的出现，双方统帅之间就展开了一场运用技巧的斗争。并且在战争中永远不可能没有偶然性，从而也可能存在幸运，因此这种斗争永远不能不是一种赌博。可是这里产生了另外两个问题：同一切都集中于一次作用是不是较大？我们对后一个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整体分成的部分越发多，对时间（包括各次行动的具体时间）和空间（包括各次行动的具体地点）的考虑越发多，智谋起作用的领域就愈大，也即是说智力的支配作用就越大。这时智力所起的作用让使偶然性活动的领域缩小了一部分，但是不一定能抵消它全部的活动，所以，我们不一定要对前一个问题不能不作肯定的答复。也就是说我们绝对不能忘记，智力活动并不是统帅的唯一的精神活动。在进行大规模的决战时，勇气。坚强。果断。沉着等素质便比较重要，而在两方力量平稳的赌博中，这些素质所起的作用却比较小，在这里智谋的特殊重要性的增加不仅缩小了偶然性的活动余地，并且也减少了上述这些素质的作用。但从另一方面看，在进行大规模的决战时，这些光辉的素质却可以利用偶然性所支配的大部分领域，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智谋在这种场合所顾不到的地方。由此可见，这儿存在着几种力量的冲突，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偶然性在大规模决战中要比在双方兵力平稳的赌博的总结局中起更大的用处。假如我们说，我们在这种赌博中所看到的，主要是双方运用技巧的斗争，那么这只是指智谋方面的技巧，而不是指全部军事上的成就。 第三十章 ｜战区防御（续）——不求决战的战区防御（五） 让人们赋予战略机动以上述那种不应得的重要性的，正是战略机动的这个方面。首先，他们将这种技巧同统帅的全部精神活动混在一起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如上所述，我们必须承认，在大规模决战的时刻统帅的其余精神活动在起支配作用。这种支配力量纵然主要来源于很大的感受，来源于几乎无意识产生的和未经长时间思索的灵感，也依然是军事艺术中的一个真正的公民，因为军事艺术既不是单纯智力活动的领域，也并不是智力活动占支配地位的领域。其次，人们认为，战局中任何一次没有结果的活动的出现都和某一方甚至双方统帅的这种高超的技巧有关。实际上，产生这种没有结果的活动的最主要的原因，却经常存在于让战争变成这样一种赌博的总的情况之中。
从前文明国家的大多数战争追求的目的主要是彼此监视，而不是打败敌人，所以大多数战局必然带有战略机动的特性。这些战局假如不是著名的统帅指挥的，人们就不会注意它们，假如一方甚至双方是有名的伟大统帅（如屠朗和蒙特库科利）指挥的，人们便会根据这些统帅的名望而说整个机动艺术是最杰出的典范。这样，人们就把这种游戏看成是军事艺术的顶峰，称它是军事艺术的最高修养的体现，因而把它作为研究军事艺术的主要根据了。
这种见解在法国革命战争以前的理论界十分流行。法国革命战争忽然打开一个同以往完全不同的战争现象的世界，这些现象在最初显得有些粗野和简单，但后来在拿破仑所指挥的战争中形成了一套最好的措施，带来了让所有人惊叹的成果。这时人们就想抛弃旧的方法，认为上述一切全是新发现和伟大思想等等的后果，当然也认为是社会状况改变的结果。此外，人们认为，旧的方法都不需要了，也决不会再出现了。但是，在任何一种思想发生大变革时，总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派别，这儿也不例外，旧的观点也有它的保护者。这些人将新的现象看作是粗野的暴力行为，是军事艺术的总的没落，而且认为，正是那种平稳的。没有结果的。无所作为的战争赌博才应该成为军事艺术发展的方向。这种见解是这样缺乏逻辑与不合哲理，以致人们只能把它看作概念的极端混乱。可是那种认为旧的方法不会再出现的人，也是考虑得不周到的。在军事艺术领域内的新现象中，只有很小的一小部分能够算作新发明和新思想的结果，而大部分则是新的社会状况和社会关系的改变而引起的。但是，当这些社会状况和社会关系处在激烈的动荡过程中时，还不应该把它们当成标准，所以，毫无疑问，过去的大部分战争现象还会重新出现。在这儿，我们不打算深入讨论这一问题，只想指出双方力量的平稳的赌博在整个战争中的位置，指出它的意义以及它和其他事物的内在关系，借以说明它是双方的种种受到限制的条件的产物，是显著地缓和了的战争要素的产物。在这种赌博中，某一方的统帅或许比另一方统帅高明一些。因此，当他在兵力上能够和敌人抗衡时，便可以获得某些利益，在力量较弱时，运用他杰出的才能也可以同对方保持均势。但是，要想从这儿找到统帅获得最高荣誉和变得伟大的原因，则是同事物的性质非常矛盾的。恰恰相反，这种战局倒经常是一个可靠的标志，它表明双方统帅都没有伟大的军事才能，或者，因为受到条件的限制，有才能也不敢发动大规模战役。可见，这种战局永远不会是获得最高的军人荣誉的地方。
我们上面谈的是战略机动的一般特性。如今，我们还要谈谈战略机动对作战的一种特殊影响，也就是说，它常常让军队离开主要道路与城镇，开往遥远的或者至少是不重要的地方。当临时发生和马上就消失的微小利益成为行动的动机时，国家的总的方针对作战的影响便会减弱。因此我们看到，军队常常开到从战争的重大而又简单的需要来说决不应该开去的地方，因此，战争过程中的个别情况的改变和变化在这里比在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中要大很多。我们不妨回忆一下七年战争中的最后五次战局。尽管当时总的形势没有变化，但是每一次战局都有所不同，仔细观察一下便可以看到，在这几次战局中，尽管联军的进攻意图比过去战争中的大多数战局都强得多，但是同一个措施没有采用过两次。
我们在不求大规模决战的战区防御这一章中，指出了军事行动的一些手段，还有这些手段的内在联系。条件和特征，关于它们的具体措施，在前面也已经较详细地谈过了。现在的问题是，对这些不同的手段能否提出概括整体的规则。原则和方法？我们的回答是，假如我们从历史上来看，那么从变化无常的一些形式中是不可能找到这些东西的，对具有变化多端的。多种多样的性质的整体来说，除依靠经验之外，我们认为几乎是不存在任何其他理论法则的。追求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不但简单得多，而且也更加合乎自然，这种战争更不受内在矛盾的约束，它更加客观，更受内在必然性法则的支配，所以人们可以合理地规定它的形式和法则。而对不求决战的战争来说，要作到这一点困难却非常多。甚至在我们这个时代才能形成的大规模作战理论中的两个基本原则，即标洛的基地宽度和约米尼的内线配置，假如用到战区防御上，经验也会告诉我们它们在任何地方都是行不通的和没有作用的。但是作为纯粹的形式，这两个基本原则在这儿应该是最有用的，因为行动的时间越长，空间越大，形式也就越有用，也就必然越比对结果有影响的其他原因占优势。可是，我们看到，它们只不过是事物的个别方面，它们决不会带来决定性的利益。手段和当时条件的特点必然拥有打破一般原则的作用，这是非常明显的。假如说道恩元帅的特征是善于作宽正面的配置和慎重地选择阵地，那么腓特烈大帝的特点则是经常集中主力，紧紧靠近敌人，以便见机行动。这两个人的特点不但产生于他们的军队的素质，并且也产生于他们所具备的条件。一个国王比一个要对上面负责的统帅更容易见机行事。在这儿我们还要再一次强调，批判者没有权利认为，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同的作风和方法有高低上下之分，不能认为它们之间有从属关系。这些不一样的作风和办法全是平等的，只能根据具体情况来断定它们的使用价值。
我们并不打算在这儿一一列举由于国家。军队和各种情况的特点可能产生的这些不同作风和方法。至于它们的影响，我们在前面已经一般地谈过了。
所以，我们承认在本章中无法提出规则。原则和方法来，因为历史没有给我们提供这些东西，在每一个具体场合，我们几乎都碰见一些特殊的现象，这些现象往往是完全不可理解的，有时甚至是无法想象的。但是从这一方面来研究历史并不是没有益处的，在没有体系和没有真理机器的地方也是有真理的，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用熟练的判断与从长期经验中得来的敏锐感觉才能够认识这一真理。历史在这一方面虽然没有提出任何公式，可是，像在其他场合一样，却给判断提供了锻炼的机会。
我们只想提出一个概括整体的原则，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想再重复和明确一下我们在这里所论述的一切问题的基本前提，并让它具有真正的原则的形式。
这儿所举出的所有手段只有相对的价值。只是在双方都软弱无力的情况下才能应用它们。假如超出这个领域之外，就有另一个较高的法则起支配作用，那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现象世界。统帅决不能忘记这一点，决不可怀着自以为是的信念，将狭窄领域内的东西看作是绝对的。统帅决不可把他在这儿所使用的手段看作是必然的。唯一的手段，别在自己已经担心这些手段不合适时还使用它们。
从我们目前的立足点出发，仿佛不可能产生上述那种错误。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却不是如此，因为在那里事物之间的界限不是那么显著的。
我们必须再次提醒读者注意，我们为了让观念明确。肯定和有力，在考察时只把完全对立的。即极端对立的方式当作对象，可是战争的具体情况大多是处于中间状态的，因此受上述极端的观点支配的程度取决于战争的具体情况同极端对立的方式接近的程度。 第三十章 ｜战区防御（续）——不求决战的战区防御（六） 所以，一般说来，首要的问题是统帅能够事先断定敌人是否企图采取较大的。较坚决的措施，他有无力量用这种措施战胜我们。只要敌人有一点这么做的可能性，我们便必须放弃只能避免小的不利的小措施，就只好通过自愿的牺牲改变自己的态势，准备迎接较大的决战。换句话说，统帅首先应当正确地估计情况，并根据这个估计采取活动。
为了通过实际生活中的例子更加明确地说明这些观念，我们想概略地谈一些在我们看来是情况算计得不正确而行动的实例，也就是说，在这些例子中一方的统帅是按敌人不坚决行动的情况采取措施的。我们先从1757年战局的开始说起，从当时奥地利军队的兵力部署中可以看出，他们没有估算到腓特烈大帝会这样坚决地发动进攻。当卡尔。亚历山大已经陷入必须带领军队投降的险境时，皮科洛米尼的一个军却还停留在西里西亚边境。这便说明，他们对情况完全了解错误了。
1758年，法国不但完全受了策芬修道院协定的迷惑（这个事实不属于我们论述的范围），而且两个月后，对自己的敌人或许采取的行动也判断错了，结果失去了威悉河和莱茵河之间的所有土地。至于1759年腓特烈大帝在马克森，以及1760年在兰德斯胡特，因为不相信敌人会采取那样坚决的措施而对敌情全部判断错误的情况，我们已经谈过了。
在历史上恐怕非常难找到比1792年在估算敌情方面所犯的更大的错误了。人们原来认为利用少量的援军就能够结束一次内战，结果却受到政治热情发生根本变化的法国人民的很大压力。我们之所以把这个错误称为严重的错误，是因为这个错误后来导致了严重的结果，并不是因为当时很容易避免这个错误。至于在军事上，那便不能否认，以后几年连遭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1794年的战局。在这次战役中，联军不但完全没有认识到敌人进攻的强烈性，因此使用了扩大阵地正面和战略机动这种微不足道的方法，并且从普奥两国政治上的不一致和愚蠢地舍弃比利时和荷兰这些事情上也可以看到，各国国家机构很少估计到来势凶猛的巨流的威力。1796年，在洛迪。蒙特诺特和其余地方进行的各次抵抗也足以证明，奥军在如何对付拿破仑这个人的问题上了解得不多。
1800年，梅拉斯将军遭到惨败，这并不是法军突然袭击的直接结果，而是由于他对这一袭击或许产生的后果估计不对了。
1805年，乌耳姆作为徒具科学形式。而力量极为薄弱的战略纽带的最后一端来说，它能够阻挡道恩或拉西那样的统帅，但无法阻挡拿破仑这个革命皇帝。
1806年，普鲁士曾处在犹豫不决和混乱的状态中，这是陈腐的。狭隘的。无用的观点和措施跟一些当时具有重大意义的明确的认识和正确的感觉混杂在一起的结果。假如普鲁士对自己的处境有清楚的认识和充分的估价，那么它如何会把三万人留在普鲁士国内，打算在威斯特伐利亚另开一个战区呢？怎么会决定以吕歇尔军和魏马军进行小规模攻击取得某种成果呢？又如何会在会议的最后时刻还讨论仓库的危险和某些地区的损失这些问题呢？
甚至在最大的1812年战局中，在开始时也并不是没有出现过因为错误地判断了敌情而采取不对的行动的情况。在维尔那的大本营里有一批著名的人物，他们坚持要在边境附近举行会战，其目的是使敌人不受惩罚便不能进入俄国领土。这些人很清楚地知道，这次会战或许失败，或者说一定要失败，他们在那时虽然不知道前来进攻八万俄军的是三十万法军，但是知道敌人在兵力上肯定拥有巨大优势的。他们的主要错误是对这一会战的价值估计不当。他们认为，即便这一会战失败，也不过是和其他败仗一样，仅仅是一次败仗罢了。其实，人们有充分根据可以肯定，在边境附近进行的这一主要决战假如遭到失败，是会带来一连串其他后果的。甚至德里萨营垒的利用，也是一个彻底错误地判断了敌情而采取的措施。假使俄军想固守这个营垒，就会四面受到攻击而完全陷入孤立，法军就有办法迫使俄军放下武器。这个营垒的构筑者并没有考虑到要对付力量这样大和意图这么坚决的敌人。
然而，甚至是拿破仑，有时也会作出不对的估计。1813年停战之后，他认为派几个军便可以阻止布留赫尔和瑞典王储所率领的联军的次要部分，他认为自己的这几个军尽管不足以进行真正的抵抗，但是却可以促使对方像在以前的战争中常见的一样谨慎小心而不敢冒然行动。他没有充分估量到，刻骨的仇恨和逼近的危险在布留赫尔和标洛身上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拿破仑对于老布留赫尔的敢作敢为精神一直是估计不够的。在来比锡，从拿破仑手中夺去胜利的正是布留赫尔，在郎城，拿破仑之所以没有被布留赫尔彻底击溃，只是因为出现了完全在拿破仑估计以外的情况。在滑铁卢，拿破仑最终像受到致命的雷击一样，因为这个估计不足的错误而受到了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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