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论》第八篇 ｜战争计划（1）
第一章 ｜引言 我们在论述战争的性质和目的的一章中，已大致上描绘了战争的总概念的轮廓，并指出了战争同它周围事物之间的种种关系，以便于我们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会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作基础。当时，我们只概略地提了一下研究这个问题时能碰到的各式各样的困难，以后准备再详细地加以研究，我们在得出了将打垮敌人，即消灭敌人军队是整个军事行动的主要目标这一结论以后，就没有再深入探讨下去。由于得出了这样一结论，我们在随后的一章中就能指出，军事行动所使用的唯一手段就是战斗。我们认为，这样一来，我们在一开始就有了一个正确的立足点。
以后，我们又分别研究了战斗外的军事行动的一些最值得注意的关系与形式，以便一方面根据它们本身的性质，一方面根据战史所提供的经验，更加确切地指出它们的价值，从而将它们从那些常常同它们混杂在一起的不明确的。涵义模糊的概念中区分出来，并且使人们能认识到军事行动的真正目标，即要消灭敌人，始终是主要的东西。现在，当我们准备探讨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的问题时，我们又要回到了战争这个整体上来，因而，不得不再联系到在第一篇中谈过的一些观念。
从总的方面论述问题的以下几章将探讨战略的最本质的部分，即战略中涉及面是最广和最重要的问题。当我们深入到所有问题都交织于其中的战略的最深处时，我们不能不感到会有些害怕。
实际上，这种胆怯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一方面，我们看到，军事行动好像极为简单。我们听到与读到，许多伟大的统帅都是以最简单和最朴实的言词谈论它们的，当他们谈到如何操纵与运转这部由千万个部件组成的笨重的机器时，就像在谈论一个人的行动似的，以至于战争的整个庞大的行动就简化为一个搏斗了。我们发现，他们行动的动机有时候是两三个简单的想法引起的，有时是感情激动引起的，我们看到，他们处理问题是十分轻而易举的，十分有把握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假思索的。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需要理智予以研究的情况很多，作战涉及的方面很广，可以说无边无际的，除此之外，还有无数的行动方式要人们去选择。如果这时我们再考虑到理论的任务就是系统地即明确而透彻地来说明这些事物，并且始终要使行动具有充分的必然的根据，那么，我们就不可避免地会感觉到极大的不安，会担心可能会被拖到死板的书呆子的泥坑里去，在呆板的概念的圈子里爬来爬去而永远也碰不到具有敏捷而卓越的眼力的伟大统帅。假如理论研究获得这样的结果，那就与不进行这样的研究没什么不同了，或说，不进行这样的研究反而要好一些。以这样的研究为基础的理论会低估才能的作用，而且很快就会被人们忘掉。与此正相反，上面所说的统帅的敏捷而卓越的眼力，简单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把整个军事行动看作是一个人的行动的作法，确实是每一次出色的军事行动的灵魂，而且，也只有通过这样的出色的方式，自由的智力活动才会表现出来，倘若人们想要支配军事行动而不被军事行动所支配，那么，这种自由的智力活动是不可以缺少的。
怀着有些胆怯的心情我们继续前进。我们也只有始终沿着在开始时规定的道路才能继续前进。理论应该明确地阐明大量事物，使人们易于理解它们，理论应铲除错误的见解在每处种下的莠草，应指出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把重要的东西同不重要的东西区别开来。当各种观念自然而然地凝结成为我们称之为原则的真理结晶时，当它们自然而然地形成规则时，理论就应把它们指出来。
理论给人们带来的好处应该是使人们在探索各种各样基本概念时有所收获和得到启发。理论不能提供给人们解决问题的公式，不能够通过死板的原则为人们指出狭窄的必然的道路。理论应该使人们了解大量的事物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然后让人们再进入较高的行动领域，让人们根据天赋的力量的大小来发挥一切力量的作用，使他们具有清楚地判断真实的和正确的东西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在上述各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所形成的，与其说它是思考的产物，倒不如说它是危险的产物。 第二章 ｜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 战争计划总括全部军事行动，并且使它成为具有一个最终目的（一切特殊目的都归结在最终目的之中）的统一行动。人们如果不知道用战争要达到什么和在战争中要达到什么，那么就不能开始战争，或就不应该开始战争。这个主要思想规定了作战的一切方针，确定了使用手段的范围与所用力量的大小，而且一直影响军事行动的最小的环节。
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讲过，打垮敌人是军事行动自然的目标，假若要坚持按概念作严格的推论，就不可能得出其它目标。
打垮敌人这种想法必然是交战双方都有的，因此，在军事行动中就不应该再产生间歇，而且在双方中的一方真正被打垮前，是不会再出现平静状态的。
在论述军事行动中的间歇的一章中，我们已指出，就敌对因素的体现者――人――和构成战争的所有情况来看，敌对因素是怎样受到战争机器内部原因的阻止和节制的。
但是，这种阻止和节制引起的变化，还远不是战争从它的原始的概念转变为到处可见的具体形态的原因。大多数战争好像只是双方在发怒，在发怒的情绪下拿起了武器保卫自己和威胁对方，若有机会，也给对方以打击。因此，这些战争并不是两个相互破坏的因素的直接冲突，而是彼此分隔开的。只在一些小接触中爆发火花的两个因素的紧张状态。
那阻止它们全面爆发的绝缘体是什么呢？为什么战争没有按照逻辑上必然的样式进行呢？这种绝缘体就是战争在国家生活中所接触到的大量事物。力量与关系。在这些事物。力量及关系的无数的作用下，根据两三个前提直接得出逻辑的结论就成为不可能，逻辑的结论就湮没在它们的作用之中。而且，人们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中，通常习惯于据某些起主导作用的想法和感觉采取行动，而并非根据严格的逻辑结论采取行动，所以对了解情况不确切。自己的不坚决和不彻底几乎都是意识不到的。
即便筹划战争的人能够透彻地理解所有这些情况，一刻也不忘记自己的目标，国内其他的有关人士也未必都能做到这一点，因而就会产生阻力，就需有一种力量来克服人们的这类惰性，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力量是很不足的。
这种不彻底性有时存在于交战双方的这一方或那一方，有时存于双方，它使战争具有种按其概念来说不应有的形态，使它成为半真半假的。也没有内在联系的东西。
这样的战争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见到，倘若我们不是亲眼看到，正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了有绝对战争形态的现实战争，那么有人也许会怀疑，我们关于战争所绝对具有的本质的这种看法是否有什么现实意义。在法国革命作了简短的前奏以后，毫无顾虑的拿破仑迅速地把战争推到这一点上。在拿破仑的指挥下，战争毫不停顿地在进行着，直到对方失败，而且，还击也几乎也是同样毫不停顿地进行的。根据这种现象所得出的一切逻辑的结论，会使我们再回到战争的原始概念上来，这难道不是非常自然和很合乎逻辑的吗？
可是，我们是否应该只考虑战争的原始概念，无论战争离开原始概念多么远，对一切战争都根据这个原始概念来判断呢？是否应该根据这个原始概念推论出了理论中的全部结论呢？
现在我们必须对这些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因为，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够明确地说，战争只能有它的原始概念所规定的那样子，还是可以有另外的样子，我们对战争计划的问题就不能提出合理的看法。
若我们认为战争只能是前一种样子，那么，我们的理论就能够在各个方面必然更符合逻辑，更加明确和更加肯定。可是，从亚历山大直到拿破仑以前所进行的一切战争，我们又如何解释呢？我们就不得不将它们全部否定掉。可是，如果真的把它们否定掉，我们恐怕就必须为自己的狂妄感到羞愧。而更糟糕的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在今后十年内也许又会出现同我们的理论不相符合的战争。这样的理论虽然具有强烈的逻辑性，可是在具体情况的威力面前却是软弱无力的。因此，我们应知道，战争的形态不仅仅是战争的纯概念决定的，而且还是包含和搀杂在战争中的其他一切因素，即各个部分的一切自然惰性和阻力。人的不彻底性。认识不完善及怯懦决定的。战争及其所具有的形态是从当时起主导作用的思想。感情和各种关系中产生的，我们必须抱这种看法。假如我们不想脱离现实，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甚至绝对形态的战争，即拿破仑所进行的战争也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必须像上面这样看问题，并且必须承认，战争和战争所具有的形态并不是从其所接触的无数关系的总和中产生的，而是从当时能起主导作用的某些关系中产生的，那么，自然会得出结论说，战争是以可能性。概然性。幸运与不幸运的赌博为基础的，严格的逻辑推论在这种赌博中常会完全不起作用，甚至于会成为智力活动的无用而累赘的工具；此外，还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说，战争也许成为一种有时很像战争有时又不十分像战争的东西。
理论必须承认所有这一切，可是理论的任务是把战争的绝对形态提到首要的地位，并把它看作是研究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使那些希望从理论中学到一些东西的人永远记住它，把它当作衡量自己一切希望和忧虑的基本尺度，以便在可能与必要的场合使战争靠近这种绝对形态。
作为我们思想和行动的基础的这个主要观念，即使最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来自于完全不同的范畴时，也会赋予我们的思想及行动以一种色调一样。
现在，理论所以能够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应该归功于最近的几次战争。如果没有这些触目惊心的例子来说明摆脱束缚的因素具有巨大的破坏力，那，理论即便喊哑喉咙也无济于事，任何人都不会相信目前大家所经历的事情是很可能的。
如果1798年普鲁士预先知道一旦它失败就会遭到如此强烈的还击，致使欧洲原有的均势遭到破坏，难道它还敢派七万军队侵入法国？
假如1806年普鲁士考虑到第一颗枪弹将成为引起弹药库爆炸而导致自身毁灭的火星的话，难不成它还会用十万大军对法国开战？ 第三章 （一） 一战争的内在联系
由于人们对战争的看法不同，有的认为它具有着绝对的形态，有的则认为它具有或多或少不同于绝对形态的现实状态，对战争的结果就会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在战争的绝对形态中，一切都是由必然的原因引起的，一切都会很快地交织在一起，不存在没有联系的。中性的空隙。在这种形态中，由于战争内部包含有多种多样的相互作用，由于战争具有一系列相继进行的战斗构成的内在联系，由于每次胜利都有自己的顶点，总之，由于战争具有这些自然的关系，战争就只会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最后的结果。在取得最后结果以前，一切都没有决定，作战双方既没有赢得任何东西，更没有损失任何东西。必须在这里不断指出：一切取决于最后的结果。根据这种看法，战争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的每个部分（各个结果）只有同整体联系起来才有价值。1812年拿破仑占领了莫斯科及半个俄国，这种占领，也只有当它能促成拿破仑希望得到的和约时，对他说来才是有价值的。但是，这种占领只构成他的战局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还缺少另一个部分，即粉碎俄国的军队。假如他在取得其他成果的同时又实现了战局计划的另一部分，那么要达到媾和的目的就十分有把握了。因为拿破仑先前忽视了计划的这个部分，后来就再也不能实现这一部分了，于是整个第一部分非但对他无益，反而对他有害了。
认为战争中的各结果之间有联系的这种看法，可看作是一个方面的看法。同这种看法相对立的还有另一个方面的看法，即认为战争就是由一些各自独立的结果构成的，这些结果就如赌博中的各自独立的”局”一样，前几局的输赢对今后的输赢并没有影响。因此，在这里主要的只是这些结果的总和，且人们能够把每个单个的结果像筹码一样积存起来。
正如从事物的性质上来看第一种看法是正确的一样，第二种看法从历史上来看是正确的。不遇到什么困难就能获得一些微小的普通利益的情况是非常多的，战争的要素越缓和，此情况就越多。可是，正如第一种看法在战争中完全适用的情况很少一样，第二种看法不需要第一种看法的补充就在战争中到处都适用的情况也很少。
假如我们坚持上述看法中的第一种看法，那就应该承认，每一次战争从一开始就必须看作是一个整体，统帅向前迈出第一步时，就必须要明确一个目标，使一切行动都指向它。
倘若我们赞成第二种看法，那我们就会去追求每一个次要的利益本身，而把其他一切留待以后解决。
上述两种看法中的任何一种都不是全不适用的，因而，理论对它们都不能不加考虑。但是，理论在运用它们时应该区别对待：第一种看法正是基本观点，到处都应以它为基础，而第二种看法仅是第一种看法在具体情况下的一种修正。
腓特烈大帝在1742年。1744年。1757年和1758年从西里西亚与萨克森向奥地利发起新的进攻时，他明明知道，这些进攻不可能像进攻西里西亚和萨克森那样导致了长期的占领。他当时所以发起新的进攻，并不是就想通过这一行动打垮奥地利，而是想达到一个次要的目的――赢得时间及力量。他追求这个次要目的是不至于冒国家存亡之险的。然而，普鲁士在1806年，奥地利在1805年和1809年虽然确定的目标要小得很多，只是想把法国人赶过莱茵河，可是，只要它们没考虑从迈出第一步直到媾和的这段时间内在胜利或失败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一系列事件，它们就不大可能顺利地达到目标。无论是要确定在不必冒险的情况下可以取得更大的胜利，还是要确定如何和在何处有可能阻止敌人取得胜利，考虑这些事件都是相当必要的。
仔细研究历史可以看出这两种情况究竟有什么不同。在十八世纪的西里西亚战争时期，战争还只是国家机构的事情，人民参加战争仅仅是被当作盲目的工具。而十九世纪初，作战双方的人民已是举足轻重的力量了。同腓特烈大帝相对峙的那些统帅，全是一些遵照命令行动的人物，正因为这样，小心谨慎就成为他们主要的特征，而奥地利与普鲁士的敌人，却简直可说就是战神本身。
这些不同的情况不是应该引起完全不一样的考虑吗？1805年。1806年和1809年的情况，不是应该使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到极端的不幸上，认为极端的不幸有可能发生甚至于非常可能发生吗？因此，这些情况使人们确定的行动和计划，不是应该完全不等同于以占领几个要塞与不大的地区为目标的场合吗？
虽然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强国在准备战争时已完全感觉到政治气氛中孕育着大雷雨，但它们没有采取与此相应的行动和计划。当然，它们也同样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它们从历史中还不可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也正是1805年。1806年和1809年的战局以及以后的战局，才让我们容易得出具有破坏力的现代的绝对战争的概念。
因此，理论要求：在每一次战争中，首先应根据政治因素和政治关系产生的概然性来认识战争的特点和主要轮廓。假如根据这种概然性，战争的特点愈接近于绝对战争，战争的轮廓包括交战国的群众越广与把他们卷入旋涡越深，那么战争的每次事件之间就越有联系，在迈出第一步以前就越有必要先考虑好最后的一步。
二关于战争目标的大小和使用力量的多寡
我们必须给予敌人的压力多大，这取决于我方与敌方政治要求的大小。如果双方都已了解对方政治要求的大小，那么使用力量的尺度就会是相同的。可是，双方政治要求的大小并不总是很明显的，这也许是双方使用的手段所以不同的第一个原因。
各国的地位与情况不同，这也许是第二个原因。
各国国家机构的意志力。特点和能力很少相同，这也许是第三个原因。
上述三点让我们不能准确地估计会遇到多大的抵抗，因此不能准确地确定应该使用什么手段和可以提出什么目标。
由于在战争中使用的力量不够，不但可能得不到什么成果，反而会遭到严重的损失，因此双方都力图在这方面胜过对方，于是就产生相互作用。
这种互相作用可能使人们在使用力量方面趋向了极端（如果这个极端是可以确定的话）。这样一来，就会不考虑政治要求的大小，手段就会失去同目的的一切联系。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最大限度使用力量这个意图往往会因为自己内在关系的牵制而不能实现。于是进行战争的人又回到折衷的道路上来，在行动时就或多或少地遵循这样的原则，就是只使用为达到政治目的所必需的力量以及确定为达到政治目的所必需的目标。为了遵循这个原则，他必须放弃任何取得成果的绝对必然性，而不再去考虑那些遥远的可能性。
在这里智力活动离开了严格的科学领域，即离开了逻辑学与数学的领域，而成为艺术，也就是成为一种能够通过迅速的判断从大量事物和关系中找出最重要和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来的能力。这种迅速的判断显然正是或多或少不自觉地对各种因素及关系进行比较，这比进行严格的推论能够较迅速地抛开那些关系不十分密切和不重要的东西，能较迅速地找出关系最密切与最重要的东西。
因此，为了明确进行战争要使多少手段，必须考虑敌我双方的政治目的；必须考虑敌国和我国的力量和各种关系；必须考虑敌国国家机构和人民的特性，它们的能力，以及我方在这些方面的情况；还必须考虑其他国家的政治结合关系同战争可能对它们发生的影响。不难理解，考虑和比较这些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事物是一道难题，只有天才的真正眼力才能在其中迅速地找出正确的东西，仅仅靠呆板的研究是决不可能掌握这些复杂的事物的。
在这个意义上讲，拿破仑说得很对：这是一道就连牛顿那样的人也会被吓退的代数难题。
若说在这里各种关系极为复杂和极为广泛，而且还缺少正确可靠的尺度，因而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那么我们不能不看到，虽然这一问题无比的重要性并不会再增加问题的复杂性及困难程度，但却能增加解决这一问题的光荣。危险与责任感对普通人来说，不但不能使他们精神的自由和活动得到增强，反而会受到减弱，可对有些人来说，却能使他们的判断更为迅速，更为准确，毫无疑问，我们说的这些人全是少有的伟大人物。 第三章 （二） 因此，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也只有根据对各种关系的总的观察（包括了解当时的具体的特点），才能判断即将来临的战争。[www.mhtwx.la 超多好看小说]战争可以追求的目标与必要的手段。其次，我们必须承认，此判断像在军事活动中的任何判断一样，决不大可能是纯客观的，它取决于君主。政治家与统帅的智力特点和感情特点（不论这些特点是否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当我们观察时代及环境形成的各个国家的总情况时，问题就会具有一般的性质了，就比较适于进行抽象的研究了。在这里我们得概略地看一看历史。
半开化的鞑靼人。古代共和国。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和商业城市。十八世纪的国王以及十九世纪的君主和人民，他们都有各自不相同的自己的战争方式，他们所使用的手段各不相同，追求的目标也各不相同。
鞑靼部族经常寻找新的住地。他们携带着妻儿老小全族出征，因而人数的众多是任何军队都比不上的。他们的目标是令敌人屈服或赶走敌人。倘若他们文明程度较高，他们用这种手段就可以很快地打垮自己面前所有的敌人。
古代共和国的版图都很小，它们的军队特别小，因为它们把广大的群众――平民排除于军队之外。这些国家的数量很多，彼此十分接近，以至于它们在自然形成的均势中总会遇到一些障碍，使他们不能采取大规模行动。因此，它们的战争也只限于劫掠平原和占领少数城市，目的是在这些地方以后能保持一定的势力。
罗马共和国例外，但是这也只是在它的晚期。为了掠夺物资，为了与自己的邻国建立同盟，它曾长期地用少数的军队和邻国进行小规模的战争。它逐渐地强大起来，但主要不是通过真正的征服，而是通过结盟，在同盟中邻近的各民族渐渐同它融为一体了。只是在用这种方式把自己的力量扩展到整个下意大利以后，它才能真正开始进行征服活动。迦太基灭亡了，西班牙与高卢被征服了，希腊屈服了，罗马的统治扩展到了亚洲和埃及。在这个时期，它没有耗费太大的力量就维持了一支十分庞大的军队，这是因为它占有丰裕的财富。这样一来，它与古代的共和国不同了，和自己过去的情况不同了。它成了独一无二的强国。
同样，就其方式来说亚历山大所进行的一些战争也是独一无二的。他用自己那支人数少。但以组织完备著称的军队，推翻了亚洲的一些国家的腐朽的建筑。他毫无间歇和毫无顾忌地长驱直入辽阔的亚洲，一直到印度。共和国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也只有国王亲自指挥军队，才能够这样迅速地完成这样的事业。
在中世纪，大小的君主国用封建的军队进行战争。在这个时期，一切行动都只能是短暂的。凡是不能在这个短时期内完成的事情，就只得被看作是无法实现的事情。封建的军队本身是由封建从属关系联系在一起的每个部分组成的，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一半是法定的义务，一半是自愿的同盟，整体就是一个真正的邦联式的集合体。装备和战术建立在以自己的力量自卫的基础上，建立在个人战斗的基础上，因此不适用于较大的军队。总而言之，在历史上没有一个时期像这个时期那样，国家的结构是如此的不牢固，各个成员如此的不受约束。这一切都决定了这个时期的战争的特点。这些战争进行得比较迅速，军队很少在战场上停留，战争的目的大多也只是惩罚敌人，而不是打垮敌人，只是掠夺敌人的牲畜，烧毁敌人的城堡，在这以后就回家了。
大的商业城市与小的共和国使用雇佣兵进行战争。这种军队费用相当大。因而人数大大受到限制。从它们的战斗力来看，它们的价值就更小。至于高度地发挥力量，当然就根本谈不上了，作战时它们大多只是装装样子而已。简而言之，仇恨感与敌忾心不再推动交战的国家直接参加行动，而是变成交易用的商品。战争中的危险大部分消失了，战争性质完全改变了，人们根据战争的性质为战争确定的一切，对这种战争已经完全不适用了。
封建的领地制度逐渐变成对整块领土统治的形式，国家的结构要比从前紧密了，人身义务变成了物质义务，其中大部分逐渐被金钱支付所代替，领军饷的士兵替代了封建的军队。它们的过渡形式是雇佣兵，因而有一个时期也是较大的国家的工具。但是，这种情况维持不久，短期的雇佣兵变成了长期的领军饷的士兵，于是各国的军队就成了依靠国库供养的常备军了。
军队逐渐向常备军这个方向发展，自然就产生了这三种类型的军队凭借多种多样的方式同时并存的现象。亨利四世时代，封建军队。雇佣兵与常备军就是同时并存的。直到三十年战争时期仍有雇佣兵，甚至于到十八世纪，还能看到雇佣兵的个别残迹。
正像这些不同时期的军队是不相同的一样，欧洲各国的其他情况在不同时期也是各不相同的。当时的欧洲基本上分裂成了许许多多的小国，在这些国家中有一些是内部动荡不定的共和国，有些是国家机构权力极其有限的。不巩固的小君主国。这样的国家根本不能看作是一个真正的统一体，只能看作是一些力量的松懈的结合体。所以，我们不能把这样的国家看作是据简单的逻辑法则就能够行动的组织。
我们必须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考察中世纪的对外政策和战争。我们想提及一下德意志皇帝在五百年间连续不断地向意大利进行的远征，他从来未彻底占领过意大利，甚至从来没有抱有这样的意图。人们很容易认为这是一种常常反复出现的错误，是一种有时代根源的错误观点的表现。可是，较合理的是把这种情况看作是上百种重大的原因造成的，这些原因虽然我们也能够大体上深入地了解它们，但不能像同它们接触的当事者如此深刻地体会它们。只要从这种混乱状态中产生出来的大国需要时间进行巩固和发展，它们的力量和努力主要就只能用在了这方面。因此，这些大国很少发动反对外部敌人的战争，即便发动了这样的战争，战争也带有着参战国不够巩固的特征。
英国对法国的战争是最早的这一类战争，当时法国还不能算作真正的君主国，只能把它看作公国及伯爵领地的结合体。英国在当时虽然更加接近于一个统一体，也仍然是在国内动荡不定的情况下用封建军队进行战争的。
在路易十一时代法国朝国内统一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在查理八世时代便成为侵略意大利的强国，到路易十四时代，它的国家和常备军得到了极高度的发展。
西班牙于联合王斐迪南时代已开始统一，通过偶然的联姻在查理五世时代迅速形成了由西班牙。勃艮第。德意志和意大利组成的强大的西班牙王国。这个巨人用金钱弥补它在统一及内部巩固方面的不足，它的常备军就成了一支首先能够同法国的常备军相抗衡的军队了。查理五世退位以后，这个强大的西班牙巨人便分裂为西班牙和奥地利两部分。这时，由于奥地利得到了波希米亚和匈牙利而增强了力量，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强国，并把德意志邦联像拖船一样拖在自己的后边。十八世纪我们所见到的常备军，在十七世纪末叶，即路易十四时代，已发展到了顶点。这种军队正是靠征募和金钱建立的。这时，各国已经形成完整的统一，各国国家机构都把自己臣民的人身服役改为金钱纳税，它们的全部力量于是就集中表现在自己的金库上。因为文化迅速发展，行政管理日益健全，国家力量同以前比较起来已变得非常强大。法国能够以数十万常备军出征，其余各强国也都可以派出相应数量的军队。
各国的其他情况也同以前不同了。欧洲分成了二三十个君主国与几个共和国，可以想象，其中两个国家进行一场巨大的战争，不像从前那样，必然牵涉到为数十倍的其他国家。政治关系仍然可能有多种多样的结合，可是它们是可以观察到的并且随时可根据概然性加以确定的。
各国都已变成了内部关系十分简单的君主国，等级的权利与影响已逐渐消失，国家机构是个完全的统一体，它对外代表国家。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有个适用的工具和独立的意志，战争就能够具有同它的概念相互符合的形态。
在此时期又出现了三个新的亚历山大：古斯达夫。阿道夫。查理十二与腓特烈大帝。他们企图利用数量少但组织完备的军队把小国建成强大的王国，并打垮所有的敌人。他们假如也同亚洲的国家发生过战争，那么就其作用来说他们和亚历山大就更相似了。无论如何，从他们在战争中敢作敢为这一点来看，我们完全可以把他们看作是拿破仑的先辈。 第三章 （三） 然而，战争从这方面获得的威力和彻底性，又因为另一方面的原因而失去了。
军队是靠国库维持的，君主几乎把国库看成是他私人的金库，至少看作是属于国家机构而不属于人民的东西。同其他国家的关系，除了一些贸易往来以外，大部分只涉及国库或者国家机构的利益而不涉及人民的利益，至少这正是一种普遍的看法。因此，国家机构以巨大财产的所有者和管理者自居，不断努力增加财富，但是它的臣民对此却没有多大兴趣。鞑靼人出征时，是全体人民参加战争，在古代共和国和中世纪，是多数人民――如果人民这一概念只限于指国家真正的国民而言――参加战争，可在十八世纪的这种状态下，人民根本未直接参加战争，只是通过其一般素质的优劣对战争有一些间接的影响。
这样，当国家机构脱离了人民并把自己看成是国家的时候，战争也就纯粹是国家机构依靠国库内的金钱和本国的。邻国的无业游民所从事的事业了。于是各国国家机构所能够使用的手段就有了一定的限度，就是说使用手段的规模和持续的时间都有了一定的限度，这种限度是作战双方彼此都能估计出来的。有了这种限度，战争的最危险的方面就消除了，即趋向极端的趋势和与此有联系的一系列难以估计的可能性就消失了。
人们大体上可以知道敌国有多少金钱。财富与信用贷款，也可以知道敌国有多少军队。在战争开始时大量增加这些东西是不可能的。知道了敌人最多会有多大的力量，自己不致遭到完全的毁灭就有了相当的把握；意识到自己力量有限，也就会选择适当的目标。既然不致遭到极端的打击，自己也就没有必要去追求极端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必然性不再驱使人们去追求极端，只有勇气和荣誉心还能促使人们追求极端，可是这在国家关系中会遇到强大的阻力。君主甚至于自己担任统帅也不得不谨慎地对待战争工具。如果军队被粉碎了，他就无法建立新的军队，并且除了这支军队以外，他什么也没有了。这要求在采取行动时特别慎重。只有当时机极为有利时，才可以使用这种代价很高的手段。统帅的艺术就在于善于创造这样一种极为有利的时机。在这种时机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仿佛人们就无事可做，就没有理由采取行动，一切力量也就是所有的动机就都像是静止的。进攻者最初的动机也就消失于谨慎与踌躇之中。
这样，实质上战争已变成真正的纸牌游戏，洗牌的是时间和偶然性。战争就其意义来说只是一种比较强硬的外交，是一种比较有力的谋求谈判的方式，在这里会战与围攻是重要的外交文书。即便是荣誉心最强烈的人，他的目标也只不过是谋取适当的利益，以便缔结和约时作为资本。
我们已说过，战争所以具有这种有限的。规模较小的形态，是因为它所依靠的基础是窄小的。但是，像古斯达夫。阿道夫。查理十二和腓特烈大帝这样出色的统帅和国王，率领他们出色的军队所以没能超出一般的水平，所以不得不满足于取得普通的战果，是由于欧洲存在着政治均势。以前，当欧洲存在着许多小国的时候，它们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完全自然的利害关系，距离近。接触多，存在着亲戚关系和个人友谊，这一切都可阻止个别国家迅速强大起来。而如今国家变大了，它们的中心之间的距离远了，这一点就由各国外交事务的更大发展来实现了。政治利害关系。引力和斥力已形成一个非常微妙的体系，以至于没有所有国家的国家机构参与，在欧洲已发生不了任何炮击。
因此新的亚历山大，除了一把利剑以外还不得不拿起一支好笔，即便如此，他在征服别国方面还是很少有大的进展。
路易十四虽然企图破坏欧洲的均势，而且在十七世纪末他已不必担心普遍对他的敌对情绪，可是他仍然是以传统的方式进行战争的，这恰是因为他的军队虽然是最强大。最富有的王国的军队，但是就其性质来说，仍同其他王国的军队是一样的。
对敌国进行掠夺和破坏，在鞑靼人时代。古代各民族时代，甚至于在中世纪都起过巨大的作用，但在现在已不符合时代的精神了。人们都有理由把这种行为看作是无益的和野蛮的，因为这种行为很容易遭到报复，并且它所打击的与其说是敌国国家机构，不如说是敌国的臣民，因而起不了作用，它只能够使各民族的文化水平永远处于落后状态。因此，战争不仅就其手段来说，而且就其目标来说，都越来越局限于军队本身。军队及其要塞和构筑良好的阵地形成了国中国，战争要素在其中就慢慢地消失了。整个欧洲都因为有这种趋势而感到高兴，并认为这是智力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虽然这是种误解（正像我们以前已经说过，而且以后还要再说的那样，智力的进一步发展决不会导致矛盾，决不可能使二乘二等于五），可对各国人民来说，这种变化却起了良好的作用。然而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变化促使战争更纯粹是国家机构的事情，更同人民的关系疏远了。在此时期，一个国家假如是进攻者，那么它的战争计划大多在于占领敌国的这个或那个地区；一个国家倘若是防御者，那么它的战争计划就在于阻止敌人达到这个目的；而各个战局计划在于攻占敌人的这个或那个要塞，或阻止敌人攻占自己的要塞；只是当为了达到目的会战是不可避免的时候，才寻求和进行会战。如果会战不是不可避免的，只是由于统帅求胜心切而寻求会战，那么，他就会被认作是卤莽的统帅。通常，一次战局只会进行一次围攻，最多进行两次围攻就结束了，而冬营已经被认为是必然的休战时期。冬营期间，一方的不利状态决不会成为另一方的有利条件，双方的相互接触几乎完全中断，所以说，冬营成了一次战局与另一次战局之间明显的边界。
如果双方的力量过于均衡，或者进攻的一方显然是弱者，那么就连会战和围攻也不会发生，一次战局的全部活动于是就只限于保持某几个阵地与仓库或者按部就班地蚕食敌人的某些地区。
只要战争到处是这样进行的，战争威力受到的自然限制始终是这样直接和明显，人们在上述状态中就不会发现矛盾，就会认为这一切都处于最正常的状态之中。从十八世纪开始的对军事艺术的评论只注意到战争的个别问题，不大考虑战争的开始和结局。于是便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关于伟大和完美的统帅的说法，甚至于连道恩元帅也似乎应该看作是伟大的统帅，尽管他的功绩主要是让腓特烈大帝完全达到了目的，而使玛利亚。特利莎完全没达到目的。在那个时候，只是间或出现过精辟的见解，出现过含有健全的理智的见解，认为如果拥有优势的兵力，就应该争取到某种积极的成果，否则，无论玩弄什么技巧都是没把仗打好。
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情况就是这样。奥地利和普鲁士试着运用它们的外交式的军事艺术进行战争。不久，这种军事艺术就显得不够用了。在当时，人们按照习惯的方式观察事物，将希望寄托在为数不大的军队上，可是，在1793年出现了一种人们没有预料到的情况。战争突然又成为人民的事情，而且成为全部都以国民自居的三千万人的事情。我们不能在这里研究产生这种伟大现象的详细情况，只能探讨在这里具有决定意义的结论。由于人民参加了战争，于是，不是国家机构和军队，而恰是全体人民以其固有的力量来决定问题了。这时，能使用的手段和所能作出的努力已经没有一定的界限了，用来进行战争的力量再也遇不到任何阻力了，所以，对敌人来说危险也是最大的。
假如说，在上述情况下整个革命战争还没有使人充分地感觉到它的威力，还没有使人完全认识它，就已经过去了，倘若说革命的将领们没有毫不停顿地向最后的目标前进，没有摧毁欧洲的专制王朝，若说德意志的军队间或能够进行胜利的抵抗和阻挡对方胜利的洪流，那么，这些情况实际上也只不过是法国人进行斗争的艺术不完善所造成的。他们的这种不完善最初表现在普通的士兵身上，以后就表现在将军们身上，最后，在督国家机构时期表现在国家机构自己身上。
当一切在拿破仑手中都趋于完善之后，这支依靠全体人民的力量的军队就信心百倍地踏遍欧洲，粉碎了一切抵抗，在任何旧式的军队前面从来没有产生过犹豫。反抗的力量还是及时地苏醒了。战争在西班牙，自然而然地就变成了人民的事情。在奥地利，1809年国家机构首先做出了异乎寻常的努力，组织了预备队和后备军，结果便接近了预定的目标，做出的事情比这个国家以前认为能做到的事情还要多。1812年，俄国仿效了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先例，这个国家幅员辽阔的条件使较迟的准备也能产生效果，而且还扩大了这种效果，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在德意志普鲁士首先奋起行动，把战争变成了人民的事情，在人口减少了一半与根本没有金钱与贷款的情况下使兵力比1806年增加了一倍。德意志的其余各邦也先后仿效了普鲁士的先例。奥地利所做的努力虽然比1809年小，可是也出动了无比巨大的兵力。这样一来，如果把参加战争的和损失了的人员都计算在内，德意志与俄国在1813年及1814年两次战局中对法国作战大约使用了一百万人。 第三章 （四） 作战的威力在这种情况下，也比以前提高了，虽然尚没有完全达到法军的水平（在某些方面，畏缩情绪还占主要地位），可是总的说来，战局已经不是按照旧的方式，而是按照新的方式进行了。八个月后，战场已经从奥德河转移到塞纳河，骄傲的巴黎不得不第一次低下头来，可怕的拿破仑已被捆缚着倒在地上。
战争自从拿破仑出现以后，首先在作战的一方，而后又在另一方变成全体人民的事情，于是战争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性质，或更正确地说，战争已十分接近其真正的性质，接近其绝对完善的形态。战争中用的手段已没有明显的限制，这种限制已经消失在国家机构及其臣民的干劲和热情之中。由于手段增多，能取得的成果的范围扩大，由于人们的激情极为强烈，作战的威力异乎寻常地提高了，打垮敌人便成为军事行动的目标了。只有当敌人软弱无力地倒在地上时，人们才认为能停止行动，可以据目的进行谈判了。
于是战争要素从一切因袭守旧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爆发出全部自然的力量。这是因为各国人民参加了这一重大的国家事务。而人民所以参加，一方面由于法国革命在各国内部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各国人民遭到了法国人的威胁。
上述情况是否将永远存在呢？未来欧洲的一切战争是否将都是倾全国力量进行的，因而只是为了各国人民切身的重大利益才进行的呢？或者，国家机构是否又会逐渐脱离人民呢？这是难以断定的，而且我们也不想武断地作出结论。只不过，对我们下面这样的说法人们是会同意的，那就是：只有当人们对着某种可能性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才存在上述那些限制，一旦这些限制被打破，就不易再恢复起来；至少，每当发生重大的利害关系时，双方的敌对情绪得用今天这样的方式来解决。
对历史的考察我们就到此为止。我们进行这种考察，并不是就想匆忙地为每个时代规定一些作战原则，而仅仅是想指出，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战争，各有自己特有的限制条件和范围。因此，虽然到处及时常有人企图根据哲学原理制定战争理论，每个时代仍然保留有自己的战争理论。由此可见，在判断各个时代发生的事件时，必须考虑各个时代的特点，只有那些不在琐碎的细节上纠缠，而去洞察大事件，深入地了解每个时代的特点的人，才能对当时的统帅有正确的了解与评价。
可是，受国家和军队的特殊条件限制的那些作战方法，还必然带有某种比较具有普遍性的东西，甚至带有某种完全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这些东西是理论首先应该来研究的。
最近，战争已经获得了绝对的形态，战争含有普遍适用的与必要的东西是最多的。然而，正像战争一旦突破了限制就不可能重新被紧紧地束缚住一样，将来的战争恐怕也不会都具有这种规模巨大的特性。因此，如果理论只是研究这种绝对战争，那么，它就会把战争性质由外来影响而发生变化的情况排斥在外，或把这些情况当作错误而加以责难。这不可能是理论的目的，因为理论应是研究现实情况中的战争的学说，而不是研究想象中的战争的学说。因此，理论在考察。区别与整理各种事物时，永远要考虑产生战争的情况的多样性，因此，它在确定战争的大致轮廓时，应考虑时代及当时情况的要求。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指出，进行战争的人提出的目标和拥有的手段，正是根据他所处的具体情况确定的，同时又会具有时代及一般情况的特性，最后，它们还要服从于从战争的性质中必然得出的一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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