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17
观行第二十四
原文
古之人目短于自见，故以镜观面；智短于自知，故以道正已。故镜无见疵之罪，道无明过之恶。目失镜，则无以正须眉；身失道，则无以知迷惑。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缓已；董安于之心缓，故弦统以自急。故以有余补不足，以长绩短，之谓明主。
天下有信数三：一曰智有所有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举，三曰强有所有不能胜。故虽有尧之智而无众人之助，大功不立；有乌获之劲而不得人助，不能自举；有贲、育之强而无法术，不得长胜。故势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乌获轻而重其身，非其重于千钧也，势不便也。离硃易百步而难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远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穷乌获以其不能自举，不困离硃以其不能自见。因可势，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时有满虚，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人主为三者发喜怒之色，则金石之士离心焉。圣贤之朴深矣。古明主观人，不使人观己。明于尧不能独成，乌获之不能自举，贲育之不能自胜，以法术则观行之道毕矣。
译文
古代的人，眼睛看不见自己，所以用镜子照着观察面孔；才智不足以认识自己，所以用法术来修正自己。因此镜子没有照出毛病的罪过，法术没有暴露过失引起的怨恨。眼睛离开镜子，就不能修整胡子眉毛；人们离开法术，就不能辨别是非。西门豹性情急躁，所以佩带柔韧的皮带来提醒自己从容；董安于性情迟缓，所以佩带绷紧的弓弦来鞭策自己敏捷。所以用多余补充不足；用长的接续短的就叫做英明的君主。
天下有三种定数：一是智者也有办不成的事情，二是力士也有举不起的物件，三是勇士也有战不胜的对手。所以即使有唐尧的智慧，却没有众人的辅佐，大功就建立不起来；有乌获的力气，却得不到别人帮助，也不可能自己举起自己；有孟贲、夏育的勇猛，却没有法术作为保障，仍不能总是取胜。所以形势总有不具备的，事情总有办不成的。所以乌获以千钧为轻而以自身为重，不是他的身体比千钧重，而是形势不允许。离朱易于看清百步之外的毫毛，却难以看到自己的盾睫，并非百步近而眉睫远，而是条件不允许。所以明君不因乌获不能自举而为难他，不因离朱不能自见而刁难他。顺应可获成功的形势，寻找容易成功的条件，所以力少而功名成。季节有盛有衰，事情有利有害，万物有生有死，君主对这三种变化表现出喜怒之颜色，那么忠贞人士就会离心离德，聪明的人就会摸到君主底细了。所以明君观察别人，而不让别人观察自己。明白唐尧不能单独成功，乌获不能举起自己，孟责、夏育不能胜过自我，运用法术则观察臣下行为的道理就尽在其中了。 安危第二十五
原文
安术有七，危道有六。
安术：一曰，赏罚随是非；二曰，祸福随善恶；三曰，死生随法度；四曰，有贤不肖而无爱恶；五曰，有愚智而无非誉；六曰，有尺寸而无意度；七曰，有信而无诈。
危道：一曰，断削于绳之内；二曰，断割于法之外；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乐人之所祸；五曰，危人于所安；六曰，所爱不亲，所恶不疏。如此，则人失其所以乐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乐生，则人主不尊：不重死，则令不行也。
使天下皆极智能于仪表，尽力于权衡，以动则胜，以静则安。治世使人乐生于为是，爱身于为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常立，国家久安。左奔车之上无仲尼，覆舟之下无伯夷。故号令者，国之舟车也。安则智廉生，危则争鄙起。故安国之法，若饥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理于竹帛.其道顺，故后世服。今使人饥寒去衣食，虽贲、育不能行；废自然，虽顺道而不立。强勇之所不能行，则上不能安。上以无厌责已尽。则下对“无有“；无有，则轻法。法所以为国也，而轻之，则功不立，名不成。
闻古扁鹊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圣人之救危国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体而长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国。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扁鹊尽巧；拂耳，则子胥不失。寿安之术也。病而不忍痛，则失扁鹊之巧；危而不拂耳，则失圣人之意。如此，长利不远垂，功名不久立。
人主不自刻以尧而责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尽如比干；尽如此干，则上不失，下不亡。不权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身尽如比干，故国不得一安。废尧、舜而立桀、纣，则人不得乐所长而忧所短。失所长，则国家无功；守所短，则民不乐生。以无功御不乐生，不可行于齐民。如此，则上无以使下，下无以事上。
安危在是非，不在于强弱。存亡在虚实，不在于众寡。故齐万乘也，而名实不称，上空虚于国，内不充满于名实，故臣得夺主。杀，天子也，而无是非；赏于无功，使谗谀以诈伪为贵；诛于无罪，使伛以天性剖背。以诈伪为是，天性为非，小得胜大。
明主坚内，故不外失。失之近而不亡于远者无有。故周之夺殷也，拾遗于庭，使殷不遗于朝，则周不敢望秋毫于境。而况敢易位乎？
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临之而法，去之而思。尧无胶漆之约于当世而道行，舜无置锥之地于后世而德结。能立道于往古而重德于万世者之谓明主。
译文
使国家安定的方法有七种，使国家危乱的途径有六种。
安定的方法：一是赏罚根据是非；二是福祸根据善恶；三是生死根据法律；四是人贤和不贤是实际存在的，但不能根据个人的好恶进行判断；五是愚和智是客观存在的，但不能根据别人的诽谤或赞美来确定；六是衡量事物有客观标准而不凭主观猜想；七是守信用而不欺诈。
危乱的途径：一是砍削木材偏到准线以内，即循私枉法；二是任意裁决，不依据法令；三是用别人的祸害谋划；四是用别人的灾祸取乐；五是危害别人的平安生活；六是喜欢的人不亲近，厌恶的人不疏远。如果这样，人们就失去了乐于生存的前提，失去了害怕死亡的条件。人们不乐于生存，君主就受不到尊重；不害怕死亡，法令就不能实行。
假使天下人都能在法令范围内充分发挥智慧和才能，在法令范围内竭尽力量，用来打仗就能取胜，用来治国就能安定。太平社会使人乐于生存去干好事，爱惜身体不做坏事，小人少而君子多。所以江山长存，国家久安。在狂跑的车子上不会产生孔子那样的智者，在倒扣的船只下不会产生伯夷那样的廉者。所以法令就是国家的船和车，平安时智慧和清廉的人才能出现，危乱时争夺和贪鄙的人就会蜂起。所以给国家带来安定的法律，像饿了要吃饭、冷了要穿衣一样，是不用命令而自然需要的。先王把法令书写在竹帛上，它的道理顺应了客观规律，所以后人都能信服。如果让人们去掉饥寒时吃饭穿衣的自然需要，即使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做不到；违背客观规律，即使沿用先王之道也行不通。强制人们去做勇士也做不到的事，君主就得不到安宁。君主以永不满足的贪欲去搜括已被搜括尽的民众，民众就会回答说“再也没有了”；民众一无所有，就会轻视法令。法令是用来治国的，一旦被轻视了，君主的功业就不能建立，名声就不能获得。
听说古代名医扁鹊疗治疾病时，插入刺骨的刀子；圣人挽救危国时，进献逆耳的忠言。刀子刺骨，所以身上一时疼痛，自己却能得到长远好处；忠言逆耳，所以心里暂且难受，国家却能得到长远利益。因些，危重病人从疼痛中得到好处，勇猛刚毅的君主为得福不怕进言的逆耳。病人忍住疼痛，所以扁鹊能竭尽技巧；君主不怕进言的逆耳，就不会失去伍子胥那样的忠臣；这是长治久安的方法。生病了却不能忍住疼痛，扁鹊的技巧就无法施展；危险了却害怕进言的逆耳，圣人的忠心就无法进献。这样一来，长远利益就不能传留后世，功名就不能永久建立。
君主不要求自己像尧，却要求臣下都像伍子胥，这好比巴望殷人都像忠直的比干那样，都像比干那样，君主自然就不会有什么过失，臣下自然不会背弃君主。君主不能正确估计自己的力量，下面又有田成子那样图谋篡权的臣子，还要巴望他们都像比干，所以国家得不到一点安宁。假如圣君被废，暴君得立，那么人们就不可能发挥长处，却要时常为短处所忧虑。失掉了长处，国家就建不起功业；拘束在短处里，民众就不再乐于生存。用没有功业的国君驾驭不乐于生存的民众，这在全国百姓中是行不通的。像这样的话，君主就无法役使臣下，臣下就无法侍奉君主。
国家的安危在于君主能否分清是非，而不在于强弱。国家的存亡在于君主是徒有虚名还是握有实权，而不在于臣属的多少。所以，齐国是大国，但由于名不符实，君主在国内被架空了，名位和实权都已旁落，所以臣下得以篡夺君位。桀是天子，但没有是非观念；对无功的人给予奖赏，使阿谀奉承的人凭着欺诈手段得以尊贵起来；对无辜的人横加刑戮，使驼背的人因为先天不足而被剖背。把欺诈当成正确的，把大生缺陷当成错误的，所以小商得以战胜大夏。
明君巩固内部政权，所以不会被别国所灭亡。如果国家内部治理得不好，却又不被别国所灭亡的，从来不曾有过。所以周朝夺取殷朝的政权，就像在庭院内捡到别人的东西一样容易。假使殷不在朝廷上丢失了什么，那么周人连殷境内的一根毫毛也不敢觊觎，何况敢于改变君位呢？
明君的治国原则是适合法制的，这种法制适合民心。所以，贯彻法制，国家就能治理好；脱离法制，民众就会思念。尧和当时的国民并没有订立牢靠的盟约，但治国原则能够行得通；舜没有立锥之地留给后代，却结下了恩德。能够把古代尧舜作为榜样来确定治国原则，并把恩德永久留传给后代的君主，就叫做英明的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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